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总结我的意见，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孩子开始，训练起来！譬如，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妈妈告诉他，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弄干净，放在那里。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笑声）。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占用的时间太多，还请多多原谅，多多指教（热烈掌声）。
听众Ａ：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
主席：对不起，只有两分钟，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
听众Ａ：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
主席：停一下好吗？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笑声）
柏杨：这不是讨论，这是考试（笑声）。不过用不着考，我已经是博士，是绿岛博士（笑声、掌声）。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听众Ｂ：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刚才我听您的演讲，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因此，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依照您的结论来看，似乎结果应该一样。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卷标，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记得容格曾经说过，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第二点，听了您的讲演，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有点难过。以我来讲，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是新生代的一员，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笑声）。但我觉得，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人性还要多一点。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谢谢您。
柏杨：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也相信你做得到。
听众Ｂ：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
柏杨：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笑声），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
听众Ｂ：我想……
主席：请等一下，让别人有机会问问题。
第二部分人生文学与历史（6）
听众Ｃ：我从小就看过柏杨先生的书，今天能看到柏杨先生，感到非常感动。讲到中国人的个性、民族性、政府，刚才柏杨先生从古代史一直谈到近代史，而我们对现代史比较关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柏杨先生来美国之后，讲话的开放性，有多大？您讲话能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回到台湾……（笑声）。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个性常常因为政府而受影响，譬如政府常常喜欢愚民，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他还是要压住，让大家感觉很多事都是很Secret。不讲实话也是中国官场想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听众Ｆ：我手边有本《柏杨语录》，我们谈太多话不行，主持人刚才说的。我想我们的民主还有一个特点，你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就是不可以提政治问题（哄堂大笑，掌声不绝）。
听众Ｇ：今天柏杨先生谈到学术问题，您研究历史得了五个结论，前四个结论我可以百分之八十同意，最后一个结论说，中国人口太多，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种不幸，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日本，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很多，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才造成我们这种不幸，假如我们把工商业做得很好，假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病态和缺点，我们中国人可以维持这个现状，甚至我们更可以容纳一倍的人口。我们不应该说中国人口太多，就要限制我们的人口，就要去侵略人家，或者互相残杀。这是个现象，现象和结果是不能融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是我们人口太多造成不幸、灾难、贫穷。我们很可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土上再容纳多一倍的人口，没有问题（笑声）。假如我们的科学、文明的发展，可以达到一个水准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水准，不会低于日本。
柏杨：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假如”的前提太多，而在这些“假如”实现之前，人口仍是很大的问题，太多的人口才使我们的工业、科学、文明，永不能发达到“假如”的那种地步。
听众Ｇ：这个我能够接受，您的结论是说从历史的研究、学术的观点，指出中国的人口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四项结论，我赞成。而人口太多，并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将来我们中国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这种不幸？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值得研究。
听众Ｈ：柏杨先生谈中华民族的问题很有趣，我有一个错觉，不晓得是因为您有顾忌不愿意讲，或者是……总之，我有个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的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柏杨先生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轰轰烈烈的斗争。在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之后，建设整个社会主义，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物质方面……建立一些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形态上，做很多教育的工作，不知道柏杨先生愿不愿意评论这件事……
柏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历史，同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笑声）。
听众I：我有一个要求，请问您，关于简体字，我想听您的意见。
柏杨：我赞成简体字，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昨天晚上，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因为反对拼音字的人，心里有一个结，这个结必须解开。拼音文字太需要了，譬如说打电话，我问贵姓？我姓刘。这刘字怎么写吧，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我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