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发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如柏杨笑言：“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杨。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柏杨是一个导师。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今天的柏杨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当年的学生和导师，在近二十年里以不同的路径，是一起寻找到了尊严这个坐标的。但是这丝毫无损柏杨的魅力，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种智力开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柏杨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杨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充满渴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之所以接受柏杨，就在于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柏杨，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柏杨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当他们以精英的身分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柏杨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柏杨的价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陆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六部分附录——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陈晓明
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杨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杨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我理解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时代，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全部爆发出来，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文革”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叫做“拨乱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全盘接收。
第三，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它们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国，但是它们却发展这么快。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访问了香港、台湾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深切的爱，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争”，常想，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但因为这种愿望的表达很困难，所以转为对过去传统一种冷峻的批判与痛斥。
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杨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国大陆，恰好契合了当时对传统反思的思潮，我想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大陆对传统的反思，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来，许多的研讨会都曾经讨论过，但是大家感觉到对传统的批判好像都不够强而有力。换句话说，这些批判表达了很多现实的情绪，但却找不到一个强力的资源。有一点现象我要说明，就是和“五四”的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变得非常暧昧，对传统的批判到了这一时期却极少被提起。但是柏杨先生宣言式的语录出现时，我想是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证，就像是火柴一样点燃了某种东西，所以郁积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间发光了，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关于进一步的影响，就是柏杨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变成社会重要的支柱力量，这些人经过时代的洗礼、磨炼，将会对九十年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还依然在影响着“八十年代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