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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狂飚为谁从天落？狂飚为谁从天落？（4）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迷茫烟雨入红楼——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迷茫烟雨入红楼（1）
——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秋天，本是一个金色季节。这年夏季，我们学习和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在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成为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根本大法。那天下午，我们齐集办公室，从收音机中聆听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大家心情特别激动，眼前一片光明。
那时候，祖国建设事业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都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也先后顺利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在全国各地区多条战线蓬勃开展，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成为党的宣传部门和所有宣传单位（包括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的头等任务，当然也是我们每个编辑人员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
10月中，就在这一片明艳的秋阳中，蓦然飘来一片阴霾，跟着就是一阵迷茫的烟雨。总编辑邓拓向文艺部（那时叫文艺组）负责人传达一项来自中央领导的指示，要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尽快组织文章发表。总编辑亲自交待任务，我们都有点迷惑不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邓拓在一个月以前就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是两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批评他的一些观点，寄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就寄到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发表了。不知怎么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邓拓为此亲自找李、蓝二位谈话，让他们作些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大约是文艺界有些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认为是不重视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邓拓要我们立即研究有关材料，特别是李希凡、蓝翎近来所发表批评俞平伯观点的文章。他还具体指示：在发表包括李、蓝二位和其他有关评论之前，先尽快发一篇表明报纸态度类似社论的文章，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很快就落实到我的肩上，要我起草初稿。
我毫无思想准备，顿时陷入沉重而迷茫的情绪中，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势头好像有点相似，不过那《武训传》是部电影，放映后观众很多，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书有多少人看过呢？那几天传说纷纷，真相并不清楚。只听说江青到报社来传达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说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封信，直到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年，1967年5月27日，报纸上才公开发表了这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的全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迷茫烟雨入红楼——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迷茫烟雨入红楼（2）
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我不知道当时总编辑邓拓和主管文艺宣传的副总编辑林淡秋是否看到过，就连信中涉及到的两位青年作者，据他们自己说，当时也只是听说，直到十三年后才读到这封事关两人一生命运的信的原文。我只能从邓拓、林淡秋的态度和言谈中，揣摩出信的主要内容和类似“三十年来第一次向胡适派唯心主义立场观点开火”的片言只语，体会到任务的分量，似乎可以同对《武训传》的批判相仿。我仓促受命，仍然处于迷茫惶惑的状态中，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是两本学术著作，并不像《红楼梦》小说本身那样家喻户晓，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恐怕也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影响，对广大青年人真有那么大的毒害作用吗？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红楼、三国、水浒、西游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名著虽已读过不少，但是关于它们的研究著作却读得并不多，连大名鼎鼎的胡适有关论著都没有怎么读过，不用说其他人的著作了。俞平伯我只知道他是“五四”以后著名的散文家，读过他与朱自清所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作，关于他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很惭愧，竟一篇也未曾读过。对他的“唯心论观点”，是赶读了李、蓝二位的批判评论才简要地知道一点，坦率地说，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不辨南北，更谈不上受什么“毒害”。但是这种想法也是一闪而过。既然毛主席说了话，而且说得那么重，自然绝对正确，我们普通党员政治水平低，马列主义懂得很少，看不到那么深刻，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既然作为任务布置下来，当然就必须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努力完成，何况又是毛主席亲自发出指示的，对我这个普通编辑人员来说，实在是一项光荣任务。
于是，一连几天，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几乎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在家里读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翻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书。不敢粗枝大叶地读，但细读又没有时间，真是苦也苦也。邓拓为了让我增加些感性知识，派秘书王唯一带他亲笔信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馆藏《红楼梦》甲戌本和别的版本影印本，送到我宿舍供写文章时参考，我正在焦头烂额，哪还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一堆影印件，连随意翻翻都不可能，只能原封不动奉还。
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一方面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