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早已编成的《天安门诗词选》迅即公开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其他版本。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但是，总觉得这还远远不足以反映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因而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报社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1978年1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启事一开始就说明缘起：“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纪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贵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除台湾以外，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寄稿件来的，仅仅半年多时间，来稿就达两千六百余件。作者不仅有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官兵、报刊编辑记者，也有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家庭妇女、兄弟民族同志，还有驻外人员、香港和海外同胞。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着眼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周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一千六百字，情深意挚，特别让我们感动。
综合二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2）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经反复挑选，从两千六百件征文中，选定一百四十余篇，五十四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汪琦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谈多少话；只问清他仍住在报社西边的红霞公寓；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节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予‘四人帮’这帮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魂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老作家充分肯定编辑这本书的意义，对它的出版寄予厚望：“《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子孙后代放声歌唱。”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做文字工作，编报纸，编杂志，编书，大半辈子与笔墨为伴，经手编辑的书也有一大摞。可以说，这一本《丙辰清明纪事》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动情动心的一本。能参与编辑这样一本记下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记下民族五千年青史中一个伟大时刻的书，是一个编辑最高兴也最能引以为荣的机遇，一辈子能遇到几回呢？
综合二《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1）
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江苏杂文家乐秀良的一篇新作《日记何罪！》全文如下：
日记何罪！
乐秀良
日记，是生活的镜子，是战斗的武器。日记，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经常翻阅这些日记，会帮助你拉开回忆的帷幕，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让青少年时期的理想，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烟，亲友、同乡的音容笑貌，让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激励着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忘怀过去，不迷失方向。
我们党的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戎马倥偬、紧张战斗的岁月里，坚持用日记来记录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这些日记是党的宝贵史料，是揭露党内野心家、阴谋家罪证的武器，因此，也就成为那帮奸贼千方百计必欲得之的东西。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法制荡然，许多日记和日记的主人，遭到了惊人的浩劫。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而且被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罗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正直之士就是这样惨遭迫害的。 那年头，马路上贴着揭发所谓“反革命日记”的大字报，宿舍里飘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火焦味，大量的日记本化为灰烬。人们不仅烧掉了心爱的日记，而且愤然掷笔，让更多的不平和怀疑埋在心底。
历史的长河在曲折中前进，政治的风尘埋没不了生活的脚印。慢慢地有些人又开始记日记了。因为，人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