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9月4日、5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庐山这事还没有完”（下）警示（1）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