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人对准王冷斋等人的车辆做射击姿势，经中岛出面称奉河边正三旅团长命令去北京开会，才得以通过。王冷斋一到北平，就到北平市长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议，日方有顾问樱井、中岛、笠井和秘书斋藤与会。秦德纯首先让王冷斋报告双方会谈经过。王冷斋义正词严地指出：“中方已遵照条款撤出军队，但日军在铁路涵洞附近尚未撤尽，而且昨天夜间又向宛平城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日军应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当由日方负责！”斋藤急忙以流利的中国话辩解说：“部分日军未从沙岗撤退，是另有任务，因为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留下这些少数部队以便搜索。”王冷斋厉声驳斥说：“搜索尸体不需留太多部队，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如临大敌！”斋藤巧言辩解道：“因恐受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王冷斋说：“如果真为搜索尸骸，我方可以帮同办理。”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认真地提出意见称：“假若贵方真是为了搜索阵亡士兵尸体，像现在这样的办法也是不行的，必须由中日双方组成徒手搜索队，到各战地搜索，可以扩大搜索范围。”斋藤用日语同中岛等人商量，日方表示赞成，于是决定搜索队由6名委员、40名队员组成，中日各出一半，还决定在卢沟桥到沙岗一带搜索，规定限制时间；无论结果如何，日方一定要在限定时间内撤退。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顾问笠井是个诡计多端的“中国通”，他先对樱井、中岛使个眼色，然后对秦德纯说：“我们三人要到外间会客室打个电话，商量一件事。”笠井说罢就和樱井、中岛离席而去，半个小时后仍未回来。秦德纯就让斋藤去催，岂知斋藤一去也未见回转。王冷斋出去一看，外间会议室里人影皆无，便回来报告：“日本人不辞而别，溜之乎也！”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急忙到门岗查问，才晓得笠井三人根本未到会客室，径直扬长而去；斋藤到会客室一看没人，顿时明白了笠井三人的用心，也匆忙不辞而别。秦德纯、王冷斋等人从笠井等突然逃席的情况，判断出事态已十分严重。果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消息纷纷传来。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师）、矶谷廉介的第20师团、谷寿夫的第6师团及酒井隆旅团、河边正三旅团、独立第20师团等纷纷大举进关，10万日军由通县、古北口、榆关各处向平津地区开来。丰台地区集结了日军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卢沟桥地区的大井村、五里店等重要据点被日军占领，日军卡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这一切迹象显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蓄意扩大了战火，而“七·七事变”就是把局部战争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和标志。
第一部分武力占华北
凶焰吞平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欲狂，立即按照图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计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主张借“卢沟桥事变”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代表人物是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1880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04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来成为天皇党羽集团老资格成员，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亲信。20年代草创日本陆军航空兵，1931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积极推动者，1934年擢升为参谋次长，1936年任陆军教育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37年2月任林铣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在近卫内阁中留任陆军大臣，是陆军内部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首脑，因态度骄横和表情呆板而有“厕所门”的绰号。杉山元是以现役陆军大将身份兼任内阁陆军大臣的，他一辞职内阁就要倒台。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首相近卫文、依靠军阀起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处处以杉山元和军阀意志为外交方针。杉山元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法西斯军官抱成一团，构成了对华战争“扩大派”。7月8日早晨，杉山元刚刚起床，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急赶来，送上一份特急电报。杉山元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杉山元看罢大喜，忙命人以最快速度印成“号外”，马上撒遍东京街头。不多时，别有用心的“号外”几乎到了每个东京人手里：
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杉山元被请到东京市谷高地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灰色军部大楼，参加军部紧急对策会议，“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展开激烈辩论。杉山元急不可耐地说，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法东顾，美国忙于国内事务也不注意远东，因而“卢沟桥事件”是“千载一逢的良机”。而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日本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激动得要跳起来，高声大嚷：“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生存’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因为军备力量脆弱，政治无组织，绝不能长期抵抗皇军！”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人狂妄地宣称，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或者“尽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面对杉山元等“扩大派”的强烈主张，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站起来，颇有气势地开始发表意见，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虽然石原莞尔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喜极而泣，但他深感日本一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力难以支撑，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站在战略高度，从掌握战略全局出发，反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的主张。他说：“帝国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作战。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洲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石原又说：“我主张，帝国陆军必须进行划时代的军备扩充……必须大力开发满洲，通过经济政策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为了实现军备扩充，在目前这个时候暂不能进行对外战争！”战争狂人武藤章嘲讽说：“阁下这纯属杞人忧天，太多虑了！”石原莞尔不为所动，执著地阐述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如果目前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会使日本向无边无际的原野做无限的进军。以日本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应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头脑还算冷静，他们支持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目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须具备如下5个条件：1同时动员15个师团；2同时动用军需准备量的一半；3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时间约为半年；5战费为50亿日元。石原莞尔将手一挥，颇有气魄地总结自己的主张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而必须避免（全面）战争，迅速地、简单地收拾（卢沟桥）事件。”武藤章横眉怒目地反驳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件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是效仿您的事业而已！”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也盛气凌人地指责说：“石原君的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此时再予其一击，（定然能够马到成功）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陆军大臣杉山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结论说：“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对此，石原莞尔断然反对。杉山元和石原莞尔争执到参谋总长闲院宫面前，闲院宫调和双方矛盾，确定了“不扩大方针”。闲院宫以参谋总长身份于7月8日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发电指示：
第一部分临命第400号指示（1）
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杉山元对闲院宫的这项命令不以为然，于7月8日下午与武藤章、永津佐比重两个课长密商，就紧急派出以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前往中国参战，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杉山元又收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日本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两个大将的请战报告，连声夸奖这两个大将请战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原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8日早晨一接到发生“七·七事变”的报告，就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植田在关东军作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植田命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随时准备听令开赴华北作战。植田谦吉又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密注视着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