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读过关于麦夸里岛的资料。在十九世纪，这个岛是企鹅生产中心。在这儿，有数十万只企鹅被乱棍打死，然后被扔进铸铁气锅里，煮烂后，成为有用的油和无用的残渣。或者，它们没有被乱棍打死，而只是成群地被人用棍棒赶上踏板，走到踏板的尽头，就掉进那滚烫的气锅。
但是，在二十世纪，它们的后代似乎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是天真地游向游客，表示欢迎；当人们走近时，它们还是高声打着招呼（嚯！嚯！企鹅们叫着，完全是一群声音嘶哑的侏儒），允许人们贴近自己，抚摸自己圆滑的胸脯。
小船将在十一点把他们带回游轮。在那之前，他们可随意探索这岛屿。有人建议他们说，山腰上有一个信天翁的巢；他们可以给信天翁拍照，但不能靠得太近，不能惊动这些鸟，现在是繁殖季节。
第二课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5）
她慢慢地离开了其他上岸参观的人，走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块高地上，上面有一大片暗淡的草丛。
突然，她面前意外地出现了一样东西。起初，她还以为是一块岩石，很光滑，白里透着点灰。随后，她发现这是一只鸟，比她平生所见的任何鸟都大。她认出了那长长的、流着口水的喙，还有那巨大的胸骨。一只信天翁。
那信天翁定定地看着她；因此，在她看来，它在看着玩。从它身子底下，探出来一个同样长的喙，只是小一号。那小家伙显示的是敌意。它张着喙，警告似的，发出一声无声的长叫。
伊丽莎白和这两只鸟就这样待着，相互观察着。
“在秋天之前，”她想着，“这就是秋天之前的情形。我可以错过那小船，留在这儿。央求上帝来照顾我。”
有人来到她身后。她转身。是那个俄罗斯歌手，这时穿的是一件暗绿色的粗呢大衣，大衣上的风帽耷拉着，头上扎着一块方巾。
“一只信天翁，”她轻声地向那女歌手解释道，“这是英语名称。我不知道，它们自己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女歌手点了点头。那只大鸟平静地看着她俩，跟看着一个人时一样，没有害怕。
“伊曼纽尔跟你在一起吗？”伊丽莎白问道。
“没有。在船上。”
女歌手看起来不善言谈，但她步步紧逼，“您是他朋友，我知道的。我也是，或者说，过去曾经是。请允许我问你一句：您看中他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私密问题，她这样问是不礼貌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不过，在她看来，在这个岛上，她永远不会再来，所以，说什么都可以。
“我看中他的是什么？”女歌手问道。
“是的。您看中的是什么？您喜欢他的什么地方？他的魅力来自哪里？”
女歌手耸了耸肩。她的头发染过了，伊丽莎白能看出来。她足有四十岁了，可能要抚养一家子，而且是俄罗斯式的大家庭，有一个瘸腿的母亲，一个酗酒而且经常打她的丈夫，一个懒惰的儿子，还有一个削掉了头发、涂着紫色口红的女儿。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女人会唱唱歌，总是要开点小差的，晚开不如早开。为外国人弹奏巴拉莱卡琴，唱点俄罗斯的破歌，赚取点小费。
“他很自由。您说俄语吗？还是不说？”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
“德语？”
“一点儿。”
“他很慷慨。是个好男人。”
女歌手在念“慷慨（freigebig）”一词中“g”这个字母时，带着浓重的俄语腔。伊曼纽尔慷慨吗？伊丽莎白可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吧。不过，这不会是出现在她头脑中的第一个词。第一个词可能是“大”。他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很大。
“不太可信吧，” 伊丽莎白提醒女歌手说。上回她说德语，是几年前的事了。昨天晚上，他们俩一起在床上时，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吧：德语，新欧洲的帝国用语？“不太可信吧。”
女歌手又耸了耸肩。“时间总是很短暂，人无法拥有一切。”她顿了顿，又说，“还有声音，它让人感到”———她在找词———“感到恐怖”。
“恐怖”。战栗。这声音让人战栗。可能吧，当一个人凑近了听着它时。在伊丽莎白和那女歌手之间，掠过一丝微笑，也许这是头一回吧。至于那信天翁，由于她俩已经在那儿站了很久，它都对她俩失去兴趣了。只有那小的，在它母亲的身子底下，偷偷往外瞧，依然警惕着这两位入侵者。
伊丽莎白嫉妒吗？那怎么可能呢？但是，她被排除在这游戏之外，还是感到很难接受。她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即将就寝时的孩子。
那声音。她的思绪回到了吉隆坡。那时她年轻，或者说还年轻；她跟伊曼纽尔一起，在一条划船上，度过了三个晚上；那时他也是个年轻人。“口语诗人，”她揶揄他说，“让我看看，一个口语诗人能干什么。”于是，伊曼纽尔把她放倒，压在她身上，把嘴唇贴到她耳朵上，张开嘴，把气息吹进她耳朵；就这样回答了她。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1）
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
之一： 哲学家与动物
在她乘坐的航班进入机场时，约翰正等在大门口。自从他上次见到母亲，已经两年了。尽管他自己也在变老，但他还是为母亲的衰老感到震惊。上次，母亲的头发中已有一绺绺的灰白，而现在，则全白了；她的双肩耷拉着，肌肤已经松弛。
他们家人从来都不张扬。母子俩相互拥抱，轻声寒暄了几句，算是完成了问候的仪式。默默地，他们跟随着旅客的人流，来到行李厅，取了她的行李，然后坐上车，路上需要九十分钟。
“您经过长时间飞行，”约翰说，“肯定累坏了吧。”
“很想睡觉，”她说。确实是，跟往常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脑袋垂靠在车窗上。
六点钟，天正在变黑。约翰的家位于郊区的沃尔瑟姆镇，他们在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的妻子诺玛和孩子们出现在门口。诺玛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表达出她的欢迎之情；她伸出手臂，叫道：“伊丽莎白！”说着便跟伊丽莎白拥抱，孩子们也学她，尽管他们的样子显得比较勉强，但显示出了很好的教养。
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将造访阿波尔顿学院，在三天的访问期间，她将跟约翰一家住在一起。这可不是约翰所盼望的。他老婆跟他母亲不和睦。假如他母亲住宾馆就好了，但他无法让自己向母亲提出这样的建议。
几乎是在一瞬间，敌意就又来了。诺玛已准备了一顿简便的晚餐。伊丽莎白注意到，餐桌旁只有三个位子。“孩子们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她问道。“是啊，”诺玛答道，“他们在游戏室吃。”“为什么？”
这问题很无谓，因为她知道答案。孩子们之所以跟大人分开吃，是因为伊丽莎白不喜欢看到饭桌上有肉；而诺玛不愿意改变孩子们的饮食习惯，来迎合伊丽莎白；她跟约翰说，那是“你母亲的脆弱和敏感”。
“为什么？”伊丽莎白又问了一次。
诺玛怒冲冲地瞟了约翰一眼。约翰叹了口气。“母亲，”他说，“孩子们正在吃鸡肉，就是因为这个。”
“哦，”伊丽莎白说，“我明白了。”
约翰是阿波尔顿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的副教授。他母亲受邀来学院，发表一年一度的“盖茨演讲”，并跟文学专业的学生见面。因为科斯特洛是他母亲当姑娘时用的姓，也因为他从未曾找到任何理由到处跟人说，他跟伊丽莎白有关系；所以，当学院邀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时，人们还不知道，在阿波尔顿这个地方，这位澳大利亚小说家还有家属。约翰宁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基于伊丽莎白作为小说家的声望，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受邀到阿波尔顿来，可以自己选择讲题。经过选择，她答复说，她不讲她自己，也不讲她的小说；因为，毫无疑问，资助方喜欢她讲讲她的癖好，比如她对动物的喜爱。
约翰·伯纳德之所以从来不张扬自己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关系，是因为他喜欢在这世界上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他并不是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恰恰相反，尽管母亲把他、他的姐姐以及他的继父都写进了书中，为此他有时候还感到过痛苦；但是，他为母亲感到自豪。不过，他不相信自己真想去听她再次讲什么动物权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听完回家，到了床上，他会受到他老婆毁谤性的数落。
约翰和诺玛都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正是在那时，他俩相识并结婚。诺玛是哲学博士，专门研究心理哲学；跟约翰一起移居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是她痛苦的成因，也是夫妻俩冲突的原因。
诺玛和约翰的母亲从未曾相互喜欢过。也许伊丽莎白早就决定，不喜欢约翰娶的任何女人。至于诺玛，她从来是直截了当地跟约翰说，他母亲的书都被估价太高；而且，关于动物、动物意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等，他母亲的看法都是不成熟、不理智的。目前，诺玛正在给一家哲学杂志写一篇论文，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习语言的试验的。假如在文章中的某一条注解中他母亲受到奚落，约翰不会感到惊讶。
约翰本人对动物没有任何想法。小时候，他养过一阵子老鼠。除此之外，他对动物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他和诺玛都拒绝了。他们倒是不在乎小狗，但他们预见到，一条狗长大后，就会有大狗的性欲，那就麻烦了。
约翰相信，他母亲有权利坚持她自己的信念。如果她想把老年用来作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