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性。
“猎人，和那些我称之为生态经营者的人，可能也会对这类诗歌感到赏心悦目。当诗人休斯站在那个关押美洲虎的笼子前，看着某一头美洲虎，他被那一头美洲虎的生活所吸引。他不得不那样做。因为我们无法体验到抽象化的东西，所以普遍意义上的美洲虎、美洲虎的亚种以及关于美洲虎的观念等，都没有使他心动。总之，休斯所写的这首诗讲述的是‘这头’美洲虎的事，以及表现在这头美洲虎身上的一般美洲虎的性情。这正如后来他写的关于大马哈鱼的精彩诗篇一样，那首诗写的是大马哈鱼的短暂一生，也即大马哈鱼的生平。因此，尽管诗歌要求生动、真实，但其中依然留有一点柏拉图的意味。
“在生态学家看来，大马哈鱼和水草和水里的各种昆虫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与地球和天气共舞，这是一种宏大而复杂的舞蹈。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这场舞蹈中，每一个生物都扮演一个角色。参与这舞蹈的，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角色，而不是扮演他们的具体物种。至于事实上的角色扮演者，只要他们在自我更新，只要他们保持前行的姿态，我们就不必关注他们。
“我曾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现在我还要这么称呼它。我们眼睛看着这一物种，但心里想着那个诸多物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这个物种乃是那个系统的现实的世俗体现。
“这是一句可怕的反话。一种生态哲学告诉我们，要跟其他物种和平共处。这种哲学是通过求助于一个观念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的。那个观念认为，人比任何其他生物都要高一等。这一观念是对那句反话的致命歪曲———到最后———除了人，没有任何物种能理解它。每一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在为自己的个体生命奋斗，通过奋斗，它们拒绝赞同这样一种观念，即，比起大马哈鱼和小昆虫的理念来，大马哈鱼和小昆虫的身体要低一等，还不如理念重要。但是，当我们看到，大马哈鱼为了生存而奋斗时，我们说，这奋斗是早就定好了的；我们说（跟阿奎那一样），它是被锁在了自然的奴役里；我们说，它缺乏自我意识。
“动物们不相信生态学。甚至人种生物学家都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甚至人种生物学家都没有说，蚂蚁为了使种群永存，而牺牲其个体生命。他们说得很巧妙，他们的说法有点不同：蚂蚁死去，其作用是种群的永存。种群之生命是一股力量，它经由个体发挥作用，但个体又无法理解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是先天的，蚂蚁被理念控制着，正如计算机被程序所控制。
“我们，生态环境的管理人员———很抱歉，我这样子说下去，是要跑题了。我马上就会打住———我们这些管理人员知道，这世上有更加伟大的舞蹈，因此，在稳定的舞蹈被扰乱之前，我们能够作出决定，我们可以捕获多少鲑鱼，可以诱捕多少美洲虎。这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不把这种权力强加于其上的，只有人这种生物。为什么？因为人跟其他动物不同。人能理解自己的舞蹈，而其他舞蹈者却不能。人是一种智性存在。”
在他母亲讲话时，约翰心中一直充满疑惑。伊丽莎白这番反对生态主义的言论，约翰以前也听到过。那两首关于美洲虎的诗固然写得很好；他想着，但是，你不可能让一群澳大利亚人围着一头绵羊站着，听着它愚蠢的叫声，为它写诗。在保护动物权利的整个运动中，难道这一点不是最受人怀疑？动物保护者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物种，是鸡和猪，而这两类动物却没有新闻价值，更别说是白鼠或对虾了；所以，他们要骑在会思想的大猩猩、会做爱的美洲虎和惹人喜爱的熊猫的背上。
此时，爱莱娜·马克思，昨天伊丽莎白演讲之前帮她作介绍的那位，问了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您争辩说———这一物种有理性吗？这一物种有语言吗？———在糟糕的信念中，一直以来，我们用的是各种不同的标准，以证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区别是合理的，从而证明人类对其他灵长类的剥削也是合理的；其实，这种区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依据。
“不过，事实上，您可以批驳这种推理，揭露其虚假性；这一事实表明，您已对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这种力量属于正确的理性，正确的理性与错误的理性势不两立。
“让我引述雷穆尔·格利佛的故事，来具体说明我的问题。在《格利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性乌托邦的幻景，一个叫做‘人马国’的国度。可是，结果证明，在那个国度，没有格利佛的家园。斯威夫特几乎把格利佛描写成了我们———他的读者们———的一个代表。在‘人马国’，存在着理性的素食主义和理性的政府，爱情、婚姻和死亡，莫不是理性的；可是，我们中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国度？那是一个一切都受到限制的极权国家，甚至一匹马都不愿意去生活。更让我们关切的是，全面受到管制的社会有什么轨迹可循？这样的社会要么灭亡，要么走向军国主义；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第四课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3）
“具体说来，我的问题是：您告诫我们，不要有种群剥削，不要有残忍行为；难道您对人类不抱太大的希望———像格利佛那样，渴望到达一种决不可能到达的境界，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为自己找了个好理由：在他的本性，人的本性中，没有这样的追求。与之相比，承认我们自身的人性，难道不是更近人情吗———纵然这意味着，在我们自身之中，包含着吃人的野人？”
“一个有趣的问题，”他母亲回答道，“我发现，斯威夫特是一个迷人的作家。比如，他的《温和的提议》一文，就很迷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关于如何读书的大讨论，我都会支棱起耳朵。关于《温和的提议》，读者们有一个共识，即，斯威夫特所说的，或者说表面上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说的。他说，或者，他表面上说，爱尔兰人可以通过为他们的英国主子生育孩子来谋生。但是，可以说，他不可能真的想那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杀死并吃掉婴孩，是很残暴的行为。不过，让我们好好想想，进一步想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让婴孩挨饿，英国人已经在杀戮了。因此，您要想到这一点，即，英国人残暴在先。
“这样的读法，多多少少，是保守的。不过，我问自己，为什么年轻读者的喉咙里会塞满热情？他们的老师说，你们应该这样来读斯威夫特，只应有这样的读法，而不应有任何别的读法。如果说杀死并吃掉小孩是暴行，那么为什么杀死并吃掉小猪就不是暴行？如果您想让斯威夫特做一个阴郁的讽刺家，而不是敏捷的宣传家；那么，您可以审视一下那些使他的寓言变得很容易被理解的逻辑前提。
“现在，让我回到《格利佛游记》。
“一边是吃人的野人，他们跟生肉、粪便的臭味以及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兽性交有关。另一边是人马，他们跟青草、香甜的气味以及激情的理性秩序有关。在这两者之间，是格利佛，他想成为人马；但是在背地里，他知道，自己是野人。所有这一切都极为清楚。关于《温和的提议》的问题在于：我们拿它做什么？
“有一个观察报告表明：人马们赶走了格利佛。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他不符合理性的标准。真正的理由是：他看上去不像马，而像别的东西。事实上，他是一个装扮起来的野人。因此，吃肉的两足动物一直在应用理性标准，来证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合法的；这标准可能也同样会被吃草的四足动物所应用。
“理性标准。在我看来，《格利佛游记》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中展开故事的，亚里士多德把世界分成神、兽和人三界。如果我们力图把三类合并成两类———兽有哪些？人又何指？———那么，我们就不能使这篇寓言产生意义。人马也做不到。人马是善良而冷静的像太阳神一样的神明。他们对格利佛进行测试：他到底是神还是兽？他们觉得，这样的测试是合适的。我们，凭直觉，并不这么认为。
“《格利佛游记》有一个方面一直让我们感到困惑———从前殖民历史中，您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即，格利佛总是一个人旅行。格利佛进行过数次旅行，前去探索未知的地域；但是，他上岸时，从来不像在现实中那样，身边有一群武装分子。在格利佛开拓性的努力之后，通常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事情：紧跟着就会有远征，其目的是要把小人国或人马国变成殖民地；但是，斯威夫特的书对此却不置一词。
“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格利佛和一支全副武装的远征军为了要登陆，射杀了一些变得危险的人马，随后又射杀并吃掉了一匹马，以填饱肚子；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对斯威夫特的这部寓言作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格利佛游记》有点太优雅，有点太脱离现实，太不符合历史。那种影响将是：人马们肯定会大为震惊。同时，有一点将变得非常明显，即，除了神明和野兽，还有第三类存在，那就是人类。格利佛是人类以前的一名代表；另外，如果人马代表理性，那么人类代表物质力量。
“顺便说一下：占领一个岛屿，杀掉岛上的居民；这是奥德修斯及其同伙在色雷纳西亚岛的所作所为，色雷纳西亚岛是祭献给太阳神的圣岛。那位神明毫不留情地惩罚了奥德修斯及其同伙的行为。那个故事似乎唤起了更古老层面上的信仰，那时，公牛都是神明，杀死并吃掉一位这样的神明，会招致诅咒。
“因此———请原谅，我这回答有点乱———是的，我们不是马，我们不具备它们的美：清爽、理性而本真；恰恰相反，我们是次于马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