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请原谅，我这回答有点乱———是的，我们不是马，我们不具备它们的美：清爽、理性而本真；恰恰相反，我们是次于马的灵长类动物，也称人。您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信奉人类的地位、人类的本质。很好，那就让我们这么做吧。不过，也让我们把斯威夫特的寓言推向极致，并且承认，在历史上，对人类地位的信奉曾导致这样的结局，即，杀戮或奴役一个神圣的族类或另一个由神创造的族类，并且使我们自己招致诅咒。”
此时已经是三点十五分，离他母亲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还有两个小时。他陪着母亲，沿着林阴小道，走向他的办公室。晚秋的叶子正在纷纷下坠。
“母亲，您真的相信，几节诗歌课就会使屠宰场关闭吗？”
“不。”
“那您为何要上诗歌课？您说，您已经厌烦了关于动物的机智谈话，通过推论，您可以证明它们到底有没有灵魂。不过，您用诗歌称羡大猫的肌肉，难道诗歌不是另一种机智的谈话？谈话什么也改变不了，难道这就是您的谈话的意义？在我看来，您想要改变的行为水平是太低了，太低了，谈话是够不着的。 食肉行为表明了人类的某种真正深刻的东西，正如这一行为表明了美洲虎身上的某种东西。您不会想让美洲虎以通常我们所吃的大豆为生吧。”
“因为那样它会死掉。而人类如果吃素食，是不会死掉的。”
“是的，是的。不过，人类不‘想’吃素。他们‘喜欢’吃肉。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其中有让人满意的地方。这是血腥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所得到的是它们应该得到的，这也是血腥的事实。当它们不愿意自救时，您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力图去救它们？让它们自作自受吧。假如有人问我，我对待我们所吃的动物的一般态度是什么；我会说，蔑视。我们之所以虐待它们，就是因为我们轻视它们；我们之所以轻视它们，是因为它们没有还手。”
“我并不反对，”他母亲说道，“人们抱怨说，我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地对待动物；但是，当着它们的面，我们像对待战俘一样地对待它们。你知道吗，当动物园刚刚开始向公众开放时，管理员们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动物不受游客的攻击。游客们认为，动物园里的动物是用来被羞辱、被虐待的，就像是战胜方对俘虏的羞辱和虐待。我们曾经对动物发动过战争，这就是所谓的‘狩猎’；实际上，战争和狩猎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对此看得很清楚）。那场战争进行了数百万年。只在数百年前，当我们发明猎枪之后，我们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在胜券在握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培养我们对动物的怜悯之情。可是，我们的怜悯传播得很有限。在怜悯背后，是更加粗野的态度。战俘不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可以把他献祭给神明。我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挖出他的心，把他扔进火里。当我们对待战俘时，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这就是您想要医治的人类的毛病吗？”
“约翰，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只是不想静静地坐着。”
“很好。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杀死战俘。我们把他们变成奴隶。”
“对，这就是我们所俘获的大批牲口的下场：成为奴隶。它们的活计是为我们生育孩子。甚至它们的性生活也成了劳作的一种形式。我们之所以不恨它们，是因为它们不再值得我们恨。正如你所说的，我们是用蔑视的眼光看待它们的。
“然而，有些动物还是让我们憎恨。比如说，耗子。耗子从未屈服过。它们会还击。在我们的下水道里，它们自己联合起来，成为地下组织。它们没有赢，但它们也没有输。更别说是那些昆虫和细菌了。至今，它们还可能会攻击我们。它们当然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他母亲此次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参加一次辩论。她的对手将是昨天吃晚饭时见到的那个魁梧的金发男人。实际上，他叫托马斯·奥希恩，是阿波尔顿学院的哲学教授。
大家一致同意，奥希恩将有三次机会摆出自己的观点，他母亲则有三次机会予以回应。由于奥希恩已经提前礼貌地给她送来一份大纲，她已经泛泛地了解了他将说些什么。
“首先，关于动物权利运动，我有一个保留意见，”奥希恩开始说道，“那就是，由于不承认历史的本质，动物权利运动像人权运动一样，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变成西方社会针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的十字军东征。它宣称它的标准具有普适性，实际上那只是它自己的标准。”奥希恩进而简要地概括了动物保护组织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兴起的情况。
“讲到人权，”他继续说道，“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传统完全可以正当地回答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各种规范，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些西方的规范。他们说，动物问题也与此相似，它们也看不到它们有任何理由接受我们的规范———尤其因为我们的规范都是新近创立的。
第四课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4）
“在昨天的演讲中，我们的演讲人对笛卡儿很是苛刻。可是，动物属于跟人类不同的种类；这一观念并不是笛卡儿发明的。他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这一观念变得更加正式了。我们对动物有怜悯的义务，这种观念———正如那种与之相反的观念一样———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完全是西方的，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英联邦的。只要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拥有普遍伦理，而其他民族看不到它；我们力图通过采取宣传或者甚至是经济施压的方式，把这一普遍伦理强加给其他民族；那么，我们将遇到抵抗，而那种抵抗是正当的。”
轮到他母亲了。
“奥希恩教授，您所表达的这些忧虑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不敢保证，我能给您一个实质性的回答。当然，关于历史，您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是在晚近，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间，善待动物才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动物的关心是那些更加广泛的大慈大悲的延伸———对奴隶的，孩子的，还有其他人的命运，我们向来非常关心。因此，您把关心动物的历史跟人权的历史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
“不过，‘善待动物’这一观念———在此，我是在全面的意义上，使用‘善待’这个词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全都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本性———已经广为传播，比您所想到的传得更广。比如，养宠物决不是西方本有的时尚：最初去南美洲的几个旅行家撞见一些人类的聚居地，在那些地方，人与动物乱糟糟地杂处在一起。当然，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跟动物在一起，这是相当自然的事。在他们看来，在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界线。而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这界线，正如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杀死并吃掉动物，是完全正当的事。
“让我回过头来讲讲笛卡儿。我只想说，他之所以见到动物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断裂，是因为他掌握的资料不全。在笛卡儿时代，对体形较大的猿猴或等级较高的海洋哺乳动物，科学家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质问那个动物不会思考的假设。当然，那时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弄到化石记录；化石记录能显现不同等级的生物，其种类由比较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扩展到类人猿。我们应该指出，在人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把类人猿灭绝了。
“西方文化有自负倾向，我承认您在这一点上的主要看法，但同时，我认为，那些率先把动物生命产业化、把动物肉商业化的人，应该站到前沿上，来弥补这种自负所造成的后果。”
奥希恩发表了他的第二个论点。“在我阅读科学文献的过程中，”他说，“我曾力图证明，动物能够作出策略性的思考，能够具有综合性的概念，还能够进行象征性的交流；但是，我的努力成功得很有限。比较高等的猿猴在表现得最好时，也只相当于一个语言能力低下的人，一个有着严重的智力障碍的人。诚如是，那么，我们是否完全有理由认为：动物，甚至是那些比较高等的动物，都属于另一个自有其法律和道德的王国，而不应该被列入这个让它们灰心丧气的低于人类的种类？传统的看法认为，动物不能享有合法权益，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甚至连像胎儿那样的准人类都不是；在这一看法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智慧？在我们制定出一些对待动物的法规之后，就像目前这样，让这些法规变得可行，并在我们对待动物时得到实施，这是否比空谈动物的各种权利，更加有意义？动物们不会要求也不会执行甚至不会理解这些权利。”
轮到他母亲了。“奥希恩教授，因为我首先想要质问这整个的有关权利的问题，还要质问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权利的；要让我充分地回答您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就让我只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吧：您的结论是，动物都很低能；那使您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完全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如果您能找到走出迷宫的路线，科学实验就会看重您的能力；但是科学实验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那个设计迷宫的人被空投到了婆罗洲的原始森林里，他或她在一周之后就会饿死。请听我进一步的阐释。作为一个人，如果我被告知，在这些实验中，那些用来衡量动物的标准本来是用于人的；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低劣的是这些实验。行为科学家设计了这些实验，并宣称，我们只有通过创建一些抽象模式，才具有理解能力，并进而应用这些模式来反对现实。多么荒谬啊！我们是通过让自我和自我的智慧沉浸在复杂的事物之中，来理解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