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荒谬啊！我们是通过让自我和自我的智慧沉浸在复杂的事物之中，来理解那些事物的。行为科学畏怯复杂的现实，有些东西就会因此而自动失效。
“由于动物不会说话，脑子又笨，它们无法为自己争辩，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情况。当阿尔贝·加缪在阿尔及利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祖母吩咐他，到他们家的后院去，从笼子里抓出一只母鸡来。他把一只母鸡抓给祖母，然后看着祖母用菜刀砍掉了鸡头，把鸡血放在碗里，这样地板就不会被弄脏。
“那只母鸡在死前大声呼叫，叫声深深地留在了男孩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因此，在1958年，加缪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檄文，抨击砍头这种极刑。结果，在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备受争议的刑罚被取消了。那么，谁能说，那只母鸡不曾说话呢？”
奥希恩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要作出下面的申述；这可能会让人想起某些跟历史有关的事件，我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相信，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那么重要。当然，动物跟我们一样，对死亡，会进行本能的抗争。但是，它们不理解死亡；而我们人类是能够理解死亡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是失败的。在我们人类的头脑里，在我们死亡之前，想象力会逐渐消亡。这种想象力的消亡———在昨天的演讲中，您曾描绘过这种情景———是我们害怕死亡的根由。在动物身上，这种恐惧意识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动物们根本没有作出理解灭绝的努力，也就谈不上理解的失败和控制的失败。
“对动物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有些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只有在他们中间，我们才会见到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会把它投射到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东西上去。动物们活一段时间，然后死掉：就这么回事。因此，把屠夫杀死一只鸡跟刽子手杀死一个人相提并论，是严重的错误。两者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级别，程度也不一样。
“这使我们想到残忍这个问题。由于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这样重要；我想说，杀掉动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动物没有不朽的灵魂。另一方面，我认为，无缘无故的残忍行为是不正当的。因此，真正合适的做法是，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动物，哪怕，或者说，尤其，是在屠宰场里。很久以来，这一直是动物福利组织的目标，为此我向他们致敬。
“在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中，在我看来，我们对动物的关心的本质是极为抽象的。我最后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很刺耳，我想提前向演讲者表示歉意；不过，我相信，我有必要把话说出来。
“我看到，在我周围，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喜爱动物的人；让我抽出其中的两种。一种是猎手，他们衡量动物价值的标准是非常基本的、不假思索的。他们会花费数小时，观察动物，然后追踪动物。在他们把动物杀掉之后，他们会品尝肉的美味，并从中得到乐趣。另一种是跟动物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或者，至少不接触那些他们挂虑着要保护的种类，比如家禽和家畜；但是，他们想要让所有的动物都过上———在经济真空中———乌托邦生活，所有动物都靠奇迹生活，谁也不把谁当猎物。
“这两种人，我想问，谁更爱动物？
“我们鼓吹动物权利，包括动物的生存权；正是因为这种鼓吹太抽象，所以，我发现，它是不可信的，并且，说到底，是无用的。那些支持这种鼓吹的人大谈特谈，要我们跟动物共享一个生活空间；可是，他们跟动物相处得怎么样呢？托马斯·阿奎那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无论是跟火星人，还是跟蝙蝠，你都做不成朋友；原因很简单，你跟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实在太少。我们当然可以‘希望’有一个与动物共处的空间，但这跟真的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人类堕落前的一种渴望。”
又轮到他母亲了，这是最后一轮。
“任何人说，生命之于动物不如之于我们人类那样重要；他肯定不曾看见动物在自己的手里挣扎求生的情景。那动物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这场挣扎之中，没有任何保留。如果您说，在这场挣扎中，没有意识中或想象中的恐惧感；那我就同意您的说法。在动物的生命中，没有意识中的恐惧感：它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活生生的血肉之中。
“如果我没有使你们信服，那是因为我的话缺乏说服力，不能使你们充分了解整个动物的生命及其本质；这种本质具体可感，与知识无关。因此，我敦促您读点诗歌，因为诗人把那种活生生的、带电的生命体验带到了语言之中。如果诗歌没有感动您，我劝你跟野兽肩并肩走一走，看着它被刺倒在那条通向刽子手的斜道上。
“您说，死亡之于动物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动物不理解死亡。在我为昨天的演讲作准备时，我曾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现在我想起了其中一位的话。如果这是人世间的哲学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我对自己说，我宁愿到马群中去生活。
第四课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5）
“这位哲学家问道，严格说来，我们能否说，一条小菜牛失去了母亲？这条小菜牛是否充分认识到了母亲这层关系的重要性？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缺乏母爱意味着什么？最后，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它已经失去母亲，并意识到了这种失落的感觉？
“一条小牛犊还没有掌握‘在’与‘不在’、‘自我’与‘他者’这些概念———因此就有人争论说———严格说来，我们并不能说，它失去了什么。严格说来，为了失去什么，它首先得上哲学课。这是什么样的哲学呢？我说，把这样的哲学抛开吧。它那些微不足道的辨别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另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否知道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他俩之间的相同之处要多于差异之处。
“通常，对那些排外的姿态，我都很警惕。我认识一位显赫的哲学家，他宣称，他只是不喜欢把动物和吃肉的人放在一起探讨。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也会走到那样的地步———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份勇气———不过，我必须说，我不会煞费苦心地想去见这位绅士，我刚才还在引用他的书呢。具体说来，我不愿意劳烦自己，去跟他一起吃饭。
“我是否乐于跟他讨论思想？这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当双方拥有共同的立场时，讨论才可能进行。当敌对双方针锋相对时，我们说：‘让他们坐在一起讲理吧，通过讲理，他们可以弄清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从而能靠得更近些。他们在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至少他们都有理性。’
“然而，就目前这种情况而言，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想承认，自己跟对手都有理性。他属于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回溯到笛卡儿，再往前，中间经过阿奎那和奥古斯丁，一直追溯到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当理性被用来巩固这一传统时，我就更加不敢肯定。如果说我跟他共同拥有的最后的立场是理性，如果说理性把我跟小菜牛分开；那么，谢谢你们，但也没什么可谢的；我宁愿谢别人。”
听到她这番刻薄、恶意而又辛辣的言论，阿伦特主任不得不宣布辩论会提前结束。约翰·伯纳德确信，这不是阿伦特和他领导的委员会所想听到的言论。嗨，在他们邀请他母亲之前，应该来问问他。他应该跟他们说说。
子夜已过，他和诺玛躺在床上。他已经筋疲力尽。早上六点，他就得起床，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不过，诺玛还是怒气冲冲，不依不饶：“这只是饮食习惯，而从饮食习惯往往可以看出权力的运作。她一到这儿来，就力图让人，尤其是孩子们，改变饮食习惯；我真受不了她。再听听她这些荒谬的公共演讲！她力图把她那控制别人的权力扩大到所有人！”
约翰想睡觉，但他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母亲。“她完全是出于真诚，”他咕哝道。
“这跟真诚没有一点关系。她没有一点属于她自己的洞见。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动机几乎没有任何的洞见，所以她才表现得很真诚。疯子都很真诚。”
约翰叹了一口气，跟妻子争吵起来，“她不吃肉，我不吃蜗牛和蝗虫。”他说，“两者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对自己的动机也没有任何洞见，而且我无法减少对自己的动机的关心，我只觉得它很恶心。”
诺玛“哼”了一声，说道：“你没有发表公开演讲，没有为不吃蜗牛，作出虚伪的哲学论辩。你并没有力图把私人一时的爱好变成公众的禁忌。”
“也许是吧。可是，你为什么不努力把她看成一个传教士，一个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个力图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的怪人？”
“你可以把她看成传教士；但是，你看看所有其他传教士吧，他们都有狂热的计划，要把人类分成被拯救的和被诅咒的。你想要你母亲跟他们做伴吗？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和她的‘第二条方舟’，带着她的狗、猫和狼。当然，他们全都不曾因为犯有吃肉的罪行而感到内疚。他们尚且如此，更别说是疟疾病毒、狂犬病病毒和HI病毒了。她会把所有这些病毒都储存起来，那样她就可以重新储存她那‘勇敢的新世界’了。”
“诺玛，你是在演说啊。”
“我不是在演说。她背着我，给孩子们讲故事，说那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