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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初次遇见P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老头。烟管，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衫，领结，大卫·尼文式的胡子。他曾经是一名律师，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兴趣爱好广泛，爱读书；正如母亲所说，他身上依然充满活力。
他的一个爱好是画水彩画。我看见过他的一些作品。他画的人物有点木，不过，他对风景、对树丛，有感觉；我想，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对光，对距离之于光的影响，也有感觉。
他画过一幅母亲的肖像画。母亲穿着蓝色的薄薄的棉外套，一条丝巾飘在她身后。作为一幅肖像画，整体上看来，画得并不好；不过，我保留着它，现在，它仍然在某个地方。
我也去他那儿陪坐过几个小时。那是在他动了外科手术之后，他被迫待在屋子里，或者说，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出来。让我去陪坐，是母亲的意思。“看看你能否让他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来一点，”她说，“我是没办法了。他整天一个人待着，沉思默想。”
菲利普先生之所以不跟人交往，是因为他刚刚动了一个手术，切除了喉咙。他的喉咙口成了一个洞，通过这个洞，在人造喉咙的帮助下，他可以说话。不过，在喉咙口，有这么一个难看的洞，使他感到不习惯，感到羞耻；因此，他躲避着公众的视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话———他一直没有花力气学习正确的呼吸方法。他最多只能发出哇哇哇的叫声。对于这样一位受到女士们青睐的男人来说，这肯定使他感到深深的耻辱。
我和他用纸条交谈，结果，一连好几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为他坐着。那时，他的手已经有点颤抖，每一次，他只能支撑一个小时。癌细胞以多种方式而不是一种方式侵入了他的体内。
在橡树林，他有一套比较高级的公寓，在底层，法国式的门一直通到花园。在我的肖像画上，我坐在花园的门边，坐在一把椅背硬直的雕花椅子里，我戴着一条围巾，那是我在雅加达时无意之中购买的。我的手指甲染成了赭色和栗色。我不认为这样做会使我倍加高兴，不过，我觉得，作为一名画家，他会欣赏这些颜色，会从中得到某种让他玩味的东西。
一个星期六———请耐心点，我将言归正传———那是一个可爱而温和的日子，鸽子在树林里咕噜咕噜地叫着。他放下画笔，摇了摇头，然后用他那哇哇哇的声音说了点什么。我没领会他的意思。“我听不见，阿伊旦，”我说。“这东西不管用，”他重复着说道。然后，他在画板上写了几个字，并把画板递给我。他写的是：“但愿我能画一个裸体的你。”在这句话的下面，写的是：“我本来就很想。”
要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来，他可真不容易。“我本来就很想”，过去的假设。但这就是他的意思吗？可以相信，他的意思是：“趁你还年轻，我本来就很想把你画下来”，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趁我还是一个男人，我本来就很想把你画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在他让我看这些话时，我看见他的嘴唇哆嗦着。我知道，在老人哆嗦的嘴唇上和湿润的眼睛上，我们不应该放置太多的东西；可是……
我笑了笑，力图使他恢复信心；然后我重新摆好姿势。他回到画架旁。但我发现，他只是站在那儿，画笔在他手中渐渐干去，他不再动笔画；除此之外，一切如旧。因此，我想———现在我终于讲到了正题———我想，“管他的，”于是我解开围巾，耸动肩膀，让它掉落下去。然后，我又脱掉胸罩，把它挂在椅子背上，说：“现在怎么样，阿伊旦？”
“我用我的老二做画”———难道这不是雷诺阿说的吗？他画过肌肤丰满而滑腻的女人。“用我的老二”，一个阴性名词。那好吧，我心想，让我看看，我能否把菲利普先生的老二从沉睡中唤醒过来。我再次让他看着我的侧面，此时鸽子继续待在林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是否管用，我这半裸着的形象是否重新点燃了他身体里的某种东西；我说不上来。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凝视着我，凝视着我的胸脯，我能感觉到这凝视的沉重。坦率地说，这是好事。那时我四十岁了，已有两个孩子，两个真正的孩子，而不是指青年女子胸前的两个乳房；不过，这是好事。在那个衰亡的、死亡的地方，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到了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一种福分啊。
过了一阵子，花园里的阴影变长了，也变凉了，我重新使自己变成了淑女。“再见，阿伊旦，愿上帝赐福于您，”我说道。他在画板上写了“谢谢您”三个字，然后拿给我看。就这么回事。我觉得，他并不期望我下个星期六还来，我也确实没再去。我不知道，他是否自己完成了那幅画。也许，他把它毁掉了。他当然没有把它拿给母亲看。
布兰奇，我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你？因为我把它跟你我在玛丽安山的谈话联系起来了，咱们的谈话是关于祖鲁人、希腊人以及真正的人类本性的。我不想就此放弃咱们的争论，我不想使咱们的话题落空。
我跟你所说的这件事，即在菲利普先生卧室里发生的这件事，本身是比较次要的；但它让我困惑了数年之久。只是到了现在，从非洲回来之后，我觉得，我能对它进行解释了。
当然，在我当时的行为中，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值得夸耀的东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自夸：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嘲笑一个阳痿的男人，展示她的胴体，却跟那男人保持距离。“嘲笑老二”———你记得从前传下来的“嘲笑老二”这个说法吗？
但是，这事并不就到此为止。对我而言，它实在是出乎预料。我一直在想，我是从哪儿得来这念头的？我是在哪儿学会那姿势的———平静地盯着远方，把外套像一片云似的，围裹在腰上，露出我那可爱的躯体？布兰奇，我现在弄明白了，我是“从希腊人那儿”学来的：从希腊人那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那儿，他们也是取法于希腊人。当我坐在那儿时，我不是我自己，或者说，不仅仅是我自己。通过我的身体，女神在展示她自己，爱神，或天后，甚至可能是月神。我属于神仙。
还不仅如此。适才我用了“福分”这个词。为什么？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围绕着我的乳房，我敢肯定地说，都围绕着我的乳房和乳汁。那些远古时代的希腊女神，不管她们做了其他什么事，她们的乳房没有流出乳汁，而我流了。说得形象些，我的乳汁流在了菲利普先生的房间里。我闻到了自己乳汁的气味；而且我敢打赌，他也闻到了，在我离开很久之后，他还能闻到。
希腊人没有流乳汁。拿撒勒的玛利亚流了。不是那个在“天使报喜”时的羞怯的处女，而是我们在柯勒乔的画作中所见到的那个母亲；她小心翼翼地用她的指尖抬起乳头，好让她的婴孩吮吸。她坚信自己的美德，所以敢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画家的凝视里，从而也暴露在我们的凝视里。
布兰奇，请想象那天在柯勒乔画室里的情形。那个男人用他的画笔指点着说：“把乳头抬高点，这样。不，不是用手，只用两根手指。”他走过来，给模特示范。“这样。”于是，那女人遵照他的命令，调整了自己身体的姿势。在整个过程中，其他人都朦朦胧胧地看着：学徒、合作者、访问者。
那天的模特，谁知道那是谁呢？是一个街头女郎吗，还是赞助人的妻子？画室里的空气都带着电，但为什么呢？是因为爱欲？所有那些男人的阴茎，他们的“老二”，是否都竖起来了？毫无疑问。不过，空气中也有些别的东西。崇拜。一种神秘的东西来自女人的胴体，有如生命之流，展现在他们面前；当他们对这种神秘的东西顶礼膜拜时，画笔都停住了。
布兰奇，在祖鲁兰，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那一刻媲美？我怀疑。不是那种性感和美感在头脑中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那样的时刻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时，人文主义者们梦想着重回古希腊；于是，远古时代基督教的各种形象和仪式都沉浸于这种梦想。
在所有关于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的谈论中，我们都忽略了一个词：“人性”。当玛利亚在众多女人中受到上帝的赐福，当她像个远来的天使一样微笑着，在我们面前轻轻地抬起她那粉红的乳头，当我以她为楷模，把我的乳房展现给年老的菲利普先生；我们都是在用行动表现人性。动物们是做不出那样的行为的，因为它们没有掩饰自己，所以也就谈不上展示自己。无论是玛利亚还是我，都不是被迫这样做的。由于心灵潮水的自然流淌，我们才这么做：脱下衣服，裸露自己，展现生命和美丽；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福分。
美丽。在祖鲁兰，你可以凝视这么多不穿衣服的身体；布兰奇，你当然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东西，比女人的乳房，更具有人性的美丽。正是因为女人的乳房最具有人性的美丽，最具有人性的神秘，所以男人们老想抚摸，用画笔，或用凿子，或用手，一再地抚摸这些有着奇特曲线的、充满脂肪的液囊。我们共同谋划（我指的是女人们的共谋）让男人痴迷，没有比这更可爱的了。
人文学科教给我们人性。基督教文明的黑夜长达许多世纪；在这黑夜过去之后，人文学科将把我们的美丽还给我们，我们人类的美丽。你已经忘记了这样的说法。布兰奇，这是希腊人，正确的希腊人，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