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演讲稿有二十页，其中足足有半数是关于《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的。幸亏那本书在她发表演讲之前不会被译成荷兰文，最幸运的是，听众中没有任何其他人读过此书。她可以去掉韦斯特的名字，只说他是“一本关于纳粹时期的书的作者”。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设想要写的书：一部关于纳粹的假想小说，小说本身的写作会伤害作者的心灵。那样的话，除了韦斯特自己———如果他在场，如果他劳烦自己来听她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的演讲———就没有一个人会了解实情。
现在是下午四点。通常，在长时间飞行中，她只是醒一阵睡一阵。但这回她试着吃了一种新药，似乎还真管用。她感觉很好，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她有足够的时间重写演讲稿，把保罗·韦斯特及其小说推到深远的背景里，只留下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那论点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作为道义历险的一种形式，它具有潜在的危险。可是，一个没有例证的论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论点呢？
她能否把保罗·韦斯特换成某个人———比如塞丽娜？塞丽娜有一部小说，名字她已经忘了，嘲弄了虐待狂、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她是几年前读到的。她能否借到一本，最好不是荷兰文版，然后把塞丽娜写进自己的演讲？
但保罗·韦斯特不是塞丽娜，塞丽娜跟他一点都不像。韦斯特绝对不会嘲弄虐待狂；况且，他在书中基本上没有提到过犹太人。他所揭露的恐怖是本民族的恐怖。这肯定是他跟自己打下的赌：把少数几个装模作样的德国职业军官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以他们的成长背景来看，他们根本不适合谋划并实施暗杀活动；小说叙述的是：这帮人从头到尾都笨手笨脚，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让人惊讶的是，小说留给读者这样的感觉：实实在在的同情和实实在在的恐惧。
她本来想说，一个作家任由自己的笔，跟随着这样一个故事，进入到最黑暗的深处；所有人都应该尊重他。现在，她不太想那么说了。这似乎就是她心中所发生的变化。无论如何，塞丽娜不像韦斯特。用塞丽娜代替韦斯特是不行的。
对岸停泊着一艘游艇，甲板上有两对男女，他们正坐在一张桌子边，闲聊着，喝着啤酒。有人骑自行车从她身边倏忽而过。这是荷兰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平常的下午。她旅行了数千公里，却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种平常的情景；她是否应该抛开这情景，躲到宾馆里去，为了一个星期之后就会被忘掉的会议，去绞尽脑汁整理发言稿？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避免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感到尴尬？在一系列比较重要的事情中，片刻的尴尬算得了什么？她不知道保罗·韦斯特的年纪———他那本书的封套上没有说，而照片可以是几年前拍的———不过，她确信，韦斯特不是年轻人。他和她，是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还没有老到感觉不到尴尬的程度？
她回到宾馆，有人告诉她，让她给亨克·巴丁斯打电话。巴丁斯来自自由大学，曾跟她通过信。巴丁斯问她：旅行是否顺利？住得是否舒服？她是否愿意跟他还有另外一两位客人一起去吃饭？谢谢，她答道，我不去。她想晚上早点休息。顿了顿，她开始提问。小说家保罗·韦斯特，他到阿姆斯特丹了吗？是的，巴丁斯答道，保罗·韦斯特不仅已经来了，而且就下榻在她住的这家宾馆里；相信她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很高兴。
如果说她需要有什么事情来刺激自己的话，那么这就是。让保罗·韦斯特无法接受的是，他会发现，自己跟一个撒旦一样的女人住在一起，那女人会对着他大吵大嚷。她肯定会要么打断他的演讲，要么主动离去。必然是这么回事。
她熬了一个通宵，绞尽脑汁整理她的演讲稿。首先，她试图去除韦斯特的名字。“最近有一部小说，”她是这么说起那本书的，“来自德国。”但是，显然，她这样说是不行的。纵然大多数听众都会蒙受她的欺骗，韦斯特将明白，伊丽莎白指的是他。
如果她尝试着把论题变得缓和些，那会怎么样？如果她暗示说，作者在表现邪恶行径时，可能并不明智地使邪恶看起来似乎挺诱人，从而使邪恶压倒了善良；那又会怎么样？这样会使口气变得缓和一些吗？她删掉了第八页上的第一段，这是所有写得不太好的段落中最糟糕的一段；接着，她删掉了第二段，接着是第三段。随后，她开始把修改文字横七竖八地写在页边上，最后，沮丧地盯着那堆乱糟糟的稿子。在她开始进行修改前，为什么不复印一份呢？
坐在前台边上的年轻人戴着耳机，轻轻地左右摇摆着肩膀。他一见伊丽莎白，就跳了起来。“复印机，”伊丽莎白问道，“这儿有复印机吗？我可以用吗？”
那年轻人从她手里接过一卷纸，瞥了瞥标题。宾馆承办了许多会议，他必须习惯那些疯疯癫癫的外国人，他们往往在半夜里修改演讲稿。侏儒明星们的生平。孟加拉的农作物产量。灵魂及其多方面的堕落。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
复印件拿到手之后，伊丽莎白继续修改演讲稿，使之变得缓和些；但是，在她心里，却生出了越来越多的疑窦。作家是撒旦的翻版：胡说八道！不由自主地，她在劝说自己回到以前检查者的位置上。这样一味地小心谨慎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为了先发制人，预防卑鄙的传闻？她不太愿意去冒犯别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很快就要死了。那么，假如在阿姆斯特丹，有那么一次，她激怒了某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伊丽莎白记得，在她十九岁时，在墨尔本的码头附近，当时那儿很乱，而她允许自己在斯宾塞街桥上被一个男人带走。那是一个码头工人，三十多岁，乍一看去，长得还可以。他自称叫“提姆”或“汤姆”。伊丽莎白那时是一个学艺术的学生，一个反叛者，主要反叛那些对她的性格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体面、小资、开明。在那段时间，在她看来，只有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价值才是实实在在的。
那个提姆或汤姆把她带到了一个酒吧里，然后把她带到了一处出租房里，那是他住的地方。跟陌生男人睡觉，她以前从未干过这样的事。在最后一刻，她不想干了。“对不起，”她说，“真对不起，咱们到此为止吧。”可是，提姆或汤姆不听她的。当她反抗时，他力图强暴她。好长一段时间，在静默中，两人都气喘吁吁，她把他从自己身上掀下去，然后乱推乱抓着。一开始，他摆出了一副肉搏的架势。随后，他厌倦了，或者说，他的欲望疲倦了，变成了别的东西；于是，他开始狠狠地揍她。他把她从床上拉起来，用拳头猛击她的乳房，猛击她的肚子，还用胳膊肘给了她的脸要命的一击。后来，他打烦了，便剥光了伊丽莎白的衣服，并扔进废纸筐里，点了把火。伊丽莎白赤身裸体地偷偷跑出来，藏在位于楼梯平台上的盥洗室里。一个小时之后，当她确信那个男人已经睡着了时，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里，拿回烧剩下的衣服。只穿着一些烧焦了的碎布，她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她先是住在一个朋友那儿，然后住在另一个朋友那儿，拒绝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她的下巴被打破了，得缝起来；她用一根麦秆吮吸牛奶和果汁，以此维持生命。
这是伊丽莎白平生第一次遭遇邪恶。她意识到，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了：当那男人想要凌辱她的欲望减弱后，就开始以打她为乐。伊丽莎白看得出来，那男人喜欢殴打她，也许比做爱还喜欢。尽管他在大街上把她带走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里之后，便殴打她，而不是跟她做爱。她把他从自己身上掀下去；实际上，她这么做是在他身上打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邪恶蹦出来的口子；邪恶是以快乐的样子出现的，先是以她的痛苦为乐———他一边捏弄她的乳头，一边轻声说：“你喜欢这样，不是吗？”然后，他像个孩子似的撕掉了她的衣服，并说：“你喜欢这样吗？”
这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真的———不重要，那她为什么要回忆它呢？答案是：因为她从未把它透露给任何人，从未提到过它。在她所写的所有故事中，没有一个写到男人因为被女人拒绝而对女人实施报复性的殴打。除非提姆或汤姆自己活到步履蹒跚的老年，除非有一群天使一样的人，看到了并记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否则，那些在出租房里发生的事情就只有她自己、她一个人知道。半个世纪了，那记忆一直躲在她的心里，像一个蛋，一个石头蛋，一个永远不会裂开的蛋，永远不会孵化。她发现这样挺好，挺让她满意；她就要这样保持沉默，她希望一直保持到进坟墓的那一天。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3）
她所要求韦斯特的，也是这样的沉默吗？韦斯特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谋杀计划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没有交代那些密谋者在落入敌手之后的遭遇。一点都没交代。那么———她看了看手表，最多八个小时之后———她想对这群陌生人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她力图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于是她重新回到事情的开端。在她刚刚读到韦斯特的书时，那在她心中升腾起来反对韦斯特及其著作的是什么？韦斯特第一次如此逼真而生动地描写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暴徒，给予了他们新的立足之地。很好。但这有什么不对呢？韦斯特跟她本人一样，是个小说家；他们俩都以讲述或复述故事为生。在他们的故事中———如果说这些故事有什么好处的话———人物，哪怕是刽子手，都珍视他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她比韦斯特有任何高明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