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力图盯着后排的保罗·韦斯特。如果她的话里有任何真实的成分（不过，她心里充满了怀疑，还有绝望），如果邪恶的电击的的确确从希特勒跳到他手下的屠夫们的身上，再跳到保罗·韦斯特身上，那么，韦斯特身上肯定会表现出某些迹象。但是，她看不出任何迹象，因为隔着那么长距离，她只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个子男人，看着那男人走向咖啡机。
巴丁斯来到她身边。“非常有意思，科斯特洛夫人，”他低声说道，尽着东道主的义务。伊丽莎白把他推开了，她根本不需要抚慰。她一往直前，不跟任何人对视；她直奔女卫生间，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隔间里。
连邪恶都是陈腐的。是否正因为如此，邪恶再也没有气味或气息？但丁和弥尔顿笔下的魔头是否已经金盆洗手、改邪归正？接替他的是一小撮邋遢的小鬼吗？这些小鬼是否像鹦鹉一样，栖息在某人的肩膀上，不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是相反，把光芒吸入他们自己的体内？或者，她所数落的一切，她所指责和谴责的一切，不仅是固执的，而且是疯狂的，彻底的疯狂？她自己这一生所做的，只是生动地写出了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保罗·韦斯特的胡子往外支棱着，但他所做的，只是描述了，重新描述了一段历史，就是那个发生在柏林的地窖里的事件。说来说去，小说家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呢？她带到阿姆斯特丹来，向这些困惑的听众展示的，只是迷惑吗？这迷惑是否只属于她个人，而且她根本无从理解？
“龌龊。”她回到这个辟邪的词汇，紧紧地抓着它。紧紧地抓着它，然后，把手伸到它后面，去获取体验：当她感到自己习惯性地滑进出神状态时，她的体验是什么呢？星期六上午，她坐在草坪上，读着那本可憎的书，她的内心发生了什么？那使她如此难受的，一年以后，她仍然在刨根问底的，到底是什么？她有办法缓过神来吗？
在她打开那本书之前，她就知道那些“七月谋划者”的事，而且知道，就在他们企图暗杀希特勒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受到了追捕，后来大多数人被判了刑，被处死了。她甚至大致知道，他们被处死的方式非常恶毒、残酷，那样的方式是希特勒及其党羽最拿手的。因此，那本书没有一处内容让她真正感到震惊。
不管那个刽子手叫什么，伊丽莎白要回头想想他。那些人的命掌握在他手里，都快没了；而他还嘲笑他们。这嘲笑是放肆的，其“龌龊”的程度超过了他的行径。这种龌龊的心理来自哪里？她曾认为，它来自魔鬼；但是，现在，也许，她应该抛弃这种想法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来自韦斯特本人。是韦斯特创造了那样的嘲笑（英国式的嘲笑，而不是德国式的），又把那嘲笑塞到了刽子手的嘴里？言行一致啊：在这一点上，关魔鬼什么事？她本人也一直在这么做。
回去吧。回到墨尔本去，回到那个星期六上午去。她可以发誓，当时，她感到了魔鬼那滚烫而坚硬的翅膀刮过她的肌肤。她是被迷惑了吗？“我不想读这书，”她自言自语道。可是，尽管她这么想来着，但她还是继续读着，而且读得很兴奋。“是魔鬼在领着我往下读”，这是个什么样的借口啊？
保罗·韦斯特只是在尽他的作为作家的义务。从他笔下的刽子手身上，他使伊丽莎白看到了人类多种形式的堕落的一种。从那些被刽子手杀害的人的身上，他使伊丽莎白想到，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可怜的、被桎梏的、哆嗦着的牲口。韦斯特这样写有什么不对呢？
她说了些什么？“我不想读这书。”但她凭什么拒绝？凭什么不去了解———全面而清楚地去了解———那些她已经了解的东西？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使她想要抵制，想要拒绝这杯子？但她为什么还是要喝———喝得太饱了，以至于一年之后，她仍然在抱怨那个把杯子送到她唇边的人？
假如这门的背后装着一面镜子，而不仅仅是一个钩子；假如她脱光衣服，跪在镜子前，那么，松垂的乳房和长满老年斑的屁股，使她看上去很像那些私密的、绝对私密的照片上的女人，那些照片是在欧洲战争时期拍摄的，那些女人的目光仿佛盯着地狱，她们赤身裸体，跪在一道壕沟的边上。再过一分钟，再过一秒钟，她们就会滚进壕沟，脑袋里装着子弹，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死。只不过，那些女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活到她的年纪，只是由于饥饿和恐惧，她们全都形容枯槁。她同情那些死去的姐妹，也同情那些死在屠夫手里的男人；这些人又老又丑，足以当她的兄弟。她不喜欢看到她的兄弟姐妹们被侮辱，这些侮辱的招数用在老人身上是太容易了，比如，脱光他们的衣服，拔光他们的牙齿，逗弄他们的阴茎。如果那天在柏林，她的兄弟们即将被绞死，如果他们在绞索的尽头抽搐，他们的脸憋得通红，他们的舌头往外伸着，眼球往外突着；那么，她是不想看的。一个姐妹的克制。让我把目光转向别处吧。
“别让我看，”这就是她向保罗·韦斯特提出的请求（只不过当时她不认识保罗·韦斯特，当时保罗·韦斯特只是封面上的一个名字），“别让我经受这一切！”但是，保罗·韦斯特没有饶过她，而是迫使她读下去，“激励”她读下去。因此，她不会轻易饶恕保罗·韦斯特。也因此，她追着他，经过汪洋大海，一路追到了荷兰。
这就是事实真相吗？这是否算是一种解释？
不过，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写她的东西，或者说，她习惯了。直到她把这事往好里想之前，她一直没想过，要去抓破某人的脸，那是斗兽场里的行为。如果撒旦不在斗兽场里施暴，把他的翅膀的阴影投在野兽们身上，那些野兽的鼻孔里已经充满了死亡的气味，它们被刺倒在一道斜坡上，就面朝着那个手里拿着刀枪的人；那个人像希特勒的手下（学会了他对待牲口的那些做法）一样冷酷无情，而且只会玩“老一套”（尽管伊丽莎白开始感到，“老一套”这个说法本身也应该退休了，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撒旦不在斗兽场里施暴，那他在哪儿？跟保罗·韦斯特一样，伊丽莎白也知道如何玩弄词汇，直到把它们整好，使它们对着读者的脊梁骨施行电击一般的打击。“我们自己的屠夫”。
那么，她现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在，突然之间，她变得端庄起来。现在，她再也不想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因为这会使她想到死亡。她想把所有丑陋的东西都包起来，并塞进抽屉，储存起来。一个老女人使时钟倒转，回到她童年时代爱尔兰—天主教的墨尔本。就是这么回事吗？
“回到过去的体验。”撒旦拍动着硬邦邦的翅膀：是什么东西使她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这狭小的女盥洗室里，只有两个隔间，她就占着一个。某个好心人会认定她虚脱了，从而叫来看门人，把锁砸开；她还能占多久？
二十世纪是“吾主撒旦”的世纪，现在已经过去了，完蛋了。撒旦的世纪，也是她伊丽莎白的世纪。如果她碰巧爬过了终点线，进入了新世纪；那么，她肯定还不能适应。在这样不熟悉的时代里，连撒旦都还在摸索着走路，试图想出新的阴谋诡计，建立新的根据地。撒旦把他的营帐临时设立在一些地方———比如，在保罗·韦斯特身上。根据她所了解的情况，韦斯特是个好人，或者说，最好的人；但是，他又是个小说家，那就是说，也许他一点都不好；不过，从终极意义上说，他绝对想做好人；否则，他干吗要当作家？撒旦也把他的住处建立在女人身上。他像血吸虫，像蛲虫：我们从生到死可能都不知道，它们一代代地在我们身上繁殖。撒旦就在我们的肝上，就在我们的肠子里。在去年那个致命的日子里，她再次明确感到了撒旦的存在。到底是在韦斯特身上，还是在她自己身上？
老人们，兄弟们，被绞死，被处决，裤子挂在脚踝上。在古罗马，不是这样的。在古罗马，刽子手们制造过这样的行刑场面：把死囚犯拖过喧闹的人群，一直拖到一个满是骷髅的地方，然后把他们钉在木桩上，或剥掉他们的皮，或在他们身上涂满沥青，然后把他们扔进火里。纳粹分子，在卑鄙和卑劣方面，可以跟古罗马的刽子手媲美，他们在田野里用机关枪扫射人群，在掩体里向人群施放毒气，在地窖里把人绞死。古罗马的刽子手想方设法，就是要让死囚犯尽可能地感到死刑的残酷、感到死刑的痛苦；如果说，古罗马刽子手的行刑手段并不过分，那么，纳粹分子的行径又有什么过分的呢？那要她去忍受的，是否只是柏林地窖里的污秽———太像是真正的现代的污秽？
这就像是一堵墙，使她一再地碰壁。她不想读，但她还是读了；她被强暴了，但她也参与了这暴行。“他迫使我这么做，”她说。但她也迫使别人这么做。
她真不应该来阿姆斯特丹。开会是让人交流想法的；至少，这是举办会议的初衷。当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时，你不可能跟人交流想法。
门口有尖叫声，那是一个孩子的声音：“妈妈，里面有人，我能看见她的鞋子！”
她赶紧放水冲了马桶，打开门，走了出来。“对不起，”她说。她避开了那母女俩的目光。
这孩子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她要在里面待这么长时间？”假如她能说荷兰语，她可以把那孩子开导一下，“因为，你年纪越大，待在盥洗室里的时间就越长；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一个人待着；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想公开做，再也不想。”
她的兄弟们。刽子手们允许他们最后用一次厕所吗？或者，让他们屁滚尿流也是处罚的一部分？对此，至少保罗·韦斯特，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