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仅仅靠扪心自问，就能判定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
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她想着，这很像是对圣女贞德的盘问。“你如何知道自己声音的来处？”她根本无法容忍这样直接的质问。难道他们没有头脑，不能说点新东西？
一阵沉默。“继续，”那人鼓励地说。
“就这么多了，”她说，“你问过了，我答过了。”
“你是否认为这些声音都来自上帝？你是否相信上帝？”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3）
她相信上帝吗？她宁愿机警地跟这样的问题保持距离。哪怕我们假定上帝是存在的———不管这“存在”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应该质问：上帝高高在上，呼呼大睡；我们为什么要像选民投票似的，闹哄哄地，用“相信”和“不相信”去打扰他？
“这个问题太私密了，”她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你放心说吧。”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我怀疑，上帝对这样冒昧的问题———冒犯了隐私的问题，不会有好感。我宁愿让上帝存在，正如我希望，‘他’会让我存在。”
一阵沉默。她头疼。她寻思着，自己用脑过度，想得太多：这是来自身体本身的警告。
审判长扫视着四周。“还有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
他转向她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通过现存的邮路。”
她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她宁愿坐着；但那床像烟灰缸一样，四周都是突起的边缘；所以，没法坐。
她讨厌这个炎热而缺乏空气的房间，这是作为她的宿舍分配给她的。她讨厌房间里的气味，一碰到油腻的床垫，就觉得恶心。这儿的时间，尤其是在中午时分，似乎比她平常所习惯的时间要过得慢些。自从她来到这里，有多久了？她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追踪。感觉像是有几周，甚至几个月了。
下午最热的时候一过，就会有一支乐队出现。乐手们走到广场上，他们穿着硬挺的白色制服，戴着高帽，衣服上挂着许多金色的丝绦。在那儿的一个华丽的台子上，他们演奏苏泽的进行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以及两支流行歌曲：《蝙蝠》和《索伦托》。指挥留着整洁得像铅笔一样的胡子，小镇上的浪荡子都留这样的胡子。每演奏完一支曲子，他都会微笑着，向欢呼的观众鞠躬；而那个演奏大号的胖子则摘下帽子，用一块深红的手帕擦拭额头。
的确，伊丽莎白心里说，在1912年，在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南部的某个默默无闻的边境小镇，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情景。她曾从一本书上读到类似的情景描写，正如这工棚似的监狱，这干草床垫和四十瓦的灯泡，这整个法庭上的事，包括这昏昏欲睡的法警，都曾在书上出现过。是不是因为她是作家，这一切都是专门为她设计的？这是否是某人出的馊主意，把作家的地狱，或者至少说炼狱，搞成这副样子？这老一套的炼狱。不管什么样，她都应该是在外面的广场上，而不是在这儿的工棚里。她可能是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在树阴里，四周是恋人们的呢喃。她面前放着冷饮，她等待着第一阵微风来抚触她的脸颊。毫无疑问，一个普通人中的普通人，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广场上那对年轻人的幸福是假的，那岗哨的厌倦也是假的，连那个短号手在上音域吹错了的音调都是假的；那么，做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自从她来到这个地方，生活一直如此：破旧的嘎嘎作响的公共汽车，疲于奔命的引擎，用皮带捆在屋顶上的手提箱，大门上那些巨大的往外突起的钉子；这一幅精心构筑的情景倒是很适合于普通人。她为什么不出去，去扮演她自己的角色？她的角色是个旅人，突然之间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命中注定，她再也不能离开这小镇吗？
不过，哪怕她隐居在这工棚里，谁会说，她就一无用处？为什么她要那么想：只有她有能力从这场戏中抽身出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坚强和真正的坚毅，绝对不是说，非得把戏演完；那么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让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舞曲吧，让那对情侣相互鞠躬并走到地板上；而在那儿，在跳舞的人们中间，就让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位老演员，一个人待着。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以她那僵硬但并非不优雅的方式，转着圈。如果说，让她去做一个职业演员，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是老一套———那么，就让它是老一套吧。当所有其他人似乎都信奉老一套，并以此为生，她有什么资格，一听到这老一套，就浑身颤抖？
信仰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那不可压制的人类的精神。”她应该跟法官们说这句话。这话能使她在气势上压过他们，而且会使人们跺脚欢呼。“我相信整个人类是一个人。”其他所有人似乎都相信这一点，都信奉这一点。甚至她，在她被这种情绪感染时，也时不时地会信奉这一点。她为什么不能假装一回，仅仅一回？
在她年轻时，在那个现在已经失落、已经逝去的世界里，曾经碰到过一些人；他们都还信奉艺术，至少还信任艺术家，还力图追随大师的足迹。尽管上帝和社会主义已经没落，但引导我们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里尔克，或凡·高；凡·高的耳朵包着纱布，代表着激情。她是否已经把这孩子气的信仰，以及对艺术家及其真话的信赖———带进了自己的晚年？
她首先倾向于说“不”。当然，在她的书中，她没有表明自己对艺术的信仰。写作是终其一生的劳作。现在，这劳作既然结束了、过去了，她就能对自己一生的写作进行回顾；她认为，这样的回顾是非常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目的是不再自欺欺人。她的书没有教育人，也没有鼓吹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尽可能清晰地写出这样的内容，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它们还比较恰当地写出了几十亿人中的某一个个人的生活状况。她自己称这个人为“她”，而别人称她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了最后，如果她更加相信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些书本身；那么，这只是那样的信任，如木匠相信稳定的桌子，或桶匠相信坚固的木桶。她相信，她的书比她这个人更加具有整体感。
天气出现了变化，这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宿舍的空间；她知道，太阳正在降落。她已经任凭整个下午滑走了。她既没有去跳舞，也没有搞她的申诉；只是沉思默想，浪费时间。
在那个狭小而简陋的浴室里，在靠里的浴位，她好好地洗了个澡，使自己焕然一新。当她回到宿舍，发现来了个新的，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这女人闭着眼睛，坐在一个铺位上。以前，在广场上，她曾看到过这个女人；当时，这女人身边有个男人，那男人戴着一顶白色的草帽。她以为这女的是本地人；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这也是一个申诉者。
一个问题出现在她的脑际———不是第一次：“我们，所有的人，是否都是申诉人，等待着我们尊敬的法官们？在这些法官中，有的是新来的，有的是原来的。我称后者为‘土包子’，他们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已经定居下来，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环境，并成为了本地社会的一分子。”
关于铺位上的那个女人，她感到有一种熟悉的东西，但她无法写出来。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是在广场上；甚至在那时，她都觉得挺熟悉的。不过，从一开始，她就感到，那广场本身，以及整个镇子，都有些熟悉的东西。那情景似乎已经成了模模糊糊的记忆的胶片，而她则被移放到了这胶片里。比如，那个搞清洁的波兰女人，如果她真是波兰人，如果她真的是搞清洁的，那么，伊丽莎白以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的呢？为什么要把她跟诗歌联系起来？这个年轻女子是否也是诗人？是否也在那样的地方：有时在炼狱里，更多的时候在某个文学主题公园里；这公园的建立，是为了让她在等待的过程中感到欣慰，跟她一起等待的是一些演员；他们全都装扮成了作家？不过，诚如是，则他们为什么装扮得如此拙劣？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整个事情做得更好些？
最终看来，这个地方非常奇怪；或者说，如果生活节奏不是那么缓慢，那么，这个地方将会变得怪兮兮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在演员和他们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在让她看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道鸿沟。如果来世跟今生一个样，那么就把今生叫做来世吧———如果来世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把戏，从头到尾只是对今生的模拟，那么，为什么这模拟总是失败？而导致它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根头发的粗细，而且还是一只手的大小———如果是前者，我们还可以原谅。
这跟卡夫卡所描写的世界一样。这高墙，这大门，这岗哨，都直接来自卡夫卡。也是要求当事人坦白，也是这样的法庭，里面也有打瞌睡的法警和一群老人，老人们也穿着乌鸦一样黑的袍子。在她翻来覆去费力地说出自己的话时，他们假装注意地听着。卡夫卡，但是，只有表面的卡夫卡，被简化，被磨平，成了一个寓言。
卡夫卡被特地推出来，为什么？她可一点都不热爱卡夫卡。大多数时候，她都不能耐心地读卡夫卡的作品。因为，卡夫卡在无能为力和强烈欲望之间，在暴怒和驯顺之间，来回变动。太多的时候，她发现，卡夫卡，或者至少是他笔下那个叫“K”的自我，完全像个孩子。她被猛然投入这场“演出”———她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没有别的。为什么这场景如此具有卡夫卡的风格？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