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让我自豪的夜晚，我必须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要注意这一点。
“现在，让我言归正传，‘何为现实主义？’
“弗朗茨·卡夫卡讲过一个故事———也许你们知道这故事———一只猿猴，穿戴整齐，去参加一个活动，它向一群学者发表演讲。这是演讲，但也是考验，考试，口试。猿猴不得不表现出，它不仅能说听众们的语言，而且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礼仪和习俗；所以，它适合于进入他们的社会。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想起卡夫卡的故事呢？是不是我想要装扮成一只猿猴，把自己从自然环境中拉出来，在一群挑剔的陌生人面前，被迫进行表演？我希望不是。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不是异类。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你们就会记得，它是以自白的方式表现的，猿猴的自白。在这种方式中，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以局外人的眼光，去审视演讲者或听众。因为，据我们所知，演讲者不会‘真的’是一只猿猴，可能只是一个人，像我们大家一样，因为受到迷惑，所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猿猴，或者，带着沉重的嘲讽，为着修辞的目的，把自己扮成一只猿猴。听众也一样，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可能不包括那些腐朽的、面色红润的伪君子，伪君子们会脱下皮夹克和遮阳帽，换上晚会的行头。听众中可能包括一些猿猴的同类，它们都受过训练，如果说还没有达到演讲者的水平———他能用德语说出复杂的句子———至少也能静静地坐着听。或者，如果它们还没有被训练到那种程度，我们就把它们拴在座位上，训练它们别吱吱乱叫，捕捉虱子，或公开挠痒痒。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的，这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是一个人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猿猴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个人跟一群猿猴说话（尽管，我想，不大可能是这最后一种情况）；或者，甚至只是一只鹦鹉跟一群鹦鹉说话。
“曾经一度，我们是知道的。当作品里说‘桌子上竖立着一杯水’，过去我们惯于相信，真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真的有一杯水；我们只需要朝文字之镜瞥一眼，就能看见桌子和水杯。
“可是，一切都终结了。文字之镜被打破了，看起来已无法修复。演讲厅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你们的猜测跟我的一样有道理。人对人，人对猴，猴对人，猴对猴。演讲厅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动物园。纸页上的文字将不再经得起磨损，不再被看重。每个人都宣称‘我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在虔诚的罗马人家里的壁炉架上，往往供奉着家神；而在我们的壁炉架上，过去常常与《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并肩而立的，则是词典；现在这词典已经成了一册电码本，夹杂在众多书籍中。
“我出现在你们面前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希望，我不是在滥用这讲坛的特权，说一些无用的、虚无的笑话，来嘲笑我自己，猿猴或女人，并嘲笑你们，我的听众们。尽管我无权对卡夫卡的故事的要点说三道四，但我可以说，至少这一点不是那个故事的要点。我相信，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能说出自己是何许人。而现在，我们只是在表演自己的角色。连底线都没了。不管这丢失的是什么样的底线；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底线很难引起我们的敬意，我们可能会把这一转变看成是悲剧性的———在我们看来，它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幻象，只有在座诸位把目光聚在一处，才能看见这幻象。只要你们的目光移开一会儿，镜子就会摔到地上，碎裂。
“此刻，我站在你们面前，有种种原因使我感到不够自信。虽然有这个卓越的奖项———对此我表示深挚的谢意———尽管这奖项会带来美好的前景，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杰出人士获得过该奖项，现在我也进入了他们的行列，使我有希望摆脱时间的嫉妒的掌控。但是，如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会明白：你们所看重的这些书终将没人阅读，没人记住。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个人只不过是跟那些书的产生有过一点关联。完全是这么回事。我们常常强迫自己的子孙去记一些东西，我们应该对他们所负担的记忆有所限制。他们将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小。谢谢大家。”
一开始掌声还有点犹豫，随后便响成一片。伊丽莎白摘下眼镜，微笑着。这是动人的笑：她似乎在品味这一刻。表演者———演员、歌手、小提琴家，不管应得，还是不应得，都有权沐浴在掌声中。为什么他母亲就不能拥有这荣耀的一刻呢？
掌声渐渐衰歇。布罗特嘉姆主任斜着身子对着话筒说：“有点心和饮料———”
“对不起！”一个清晰、自信而年轻的声音打断了主任的话。
听众们一阵骚乱，纷纷转过头。
“大堂里有点心和饮料，还陈列着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一些书籍。请跟我们一起去那儿。至于我———”
“对不起！”
“怎么啦？”
“我有个问题。”
说话者站了起来：一个女孩，穿着红白相间的奥尔托纳学院的校服。布罗特嘉姆明显觉得为难。至于约翰的母亲，此时已经失去了笑容。约翰理解母亲的表情变化。她已经受够了，她想离开。
“恐怕不行，”布罗特嘉姆说，他皱着眉头，偷偷环顾四周，寻求帮助，“咱们今晚的议程里是不允许提问的。我想谢谢———”
“对不起！我有个问题要问演讲人，我可以跟她说话吗？”
一阵安静。所有眼睛都盯着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冷峻地盯着远处。
布罗特嘉姆攒足了劲说道：“我想向科斯特洛女士表示感谢；今晚能跟她在一起，真是我们的荣幸。请跟我到大堂里去。谢谢大家。”说完，他把话筒拔了下来。
众人在离开演讲厅时，发出了一阵“嗡嗡”的谈话声。就好像出了什么事。约翰能看见那个穿着红白相间的衬衫的女孩，她走在人群中，就在他前面。她走路的姿势僵硬而挺直，似乎还在生气。那问题会是什么呢？让她把问题说出来，难道不是更好吗？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5）
约翰害怕大堂里会重新出现这一幕。不过，大堂里什么都没发生。那女孩离开了，消失在了夜色里，也许是被轰出去的。然而，这事留下了一种坏影响；有人可能会说，这整个晚上的气氛被搞糟了。
众人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他们似乎有一个很准的猜测，他也有一个很准的猜测。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可能期望著名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能说点什么，而她没说。问题就在这儿。
此时，约翰可以看见，在他母亲周围，布罗特嘉姆主任和其他一些人正在忙乱着，力图使事态平息下去。他们付出这一切，是想让她回家之后，对他们和学院有一个好印象。不过，他们还必须朝前看，展望1997年，希望1997年的评审委员会提出一个可爱一些的获奖者。
我们跳过大堂中的其他情景，把目光转向宾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寝了。她儿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了一阵子电视。随后，他变得心神不宁，跑到了楼下的休息室，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苏珊·莫比乌斯，那个为电台采访他母亲的女人。莫比乌斯向他招手。莫比乌斯身边还有一个人，但那人很快就离开了，只剩下他们俩。
约翰发现，苏珊·莫比乌斯颇有姿色。她穿着讲究，比学院惯常所允许的还要讲究。她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肩膀端平。她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那摆动头发的动作活像女王。
他们绕过当天晚上的事情，谈起了电台作为一种文化传媒的复兴。“我知道，您已经为她写过一本书了。不巧的是，我还没读过。您对她有什么好的评价吗？”
“我相信，有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我们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我的书不只写她，但她在其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一位重要作家……您是说，她对我们大家，还是只对女性而言，是一位重要作家？在采访进行期间，我有一种感觉，您只把她看成了一位女作家，或者说一位女性作家。假如她是男人，您是否还把她看做重要作家？”
“假如她是男人？”
“或者说，假如您是男人？”
“假如我是男人？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是男人。在我想当男人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
他俩都笑了。笑声中确实有某种意味。
“可是，我母亲当过男人，”约翰坚持道，“她还当过狗呢。她会设身为别人，或别的生物进行思考。我读过她的作品；我知道，那是她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脱离自身，进入别的生命。对小说写作，它是否是最重要的？”
“也许吧。不过，你母亲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无论她做什么，她都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做。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她栖居于她笔下的人物之中。”
“这一点，我没看出来。我发现，她笔下的男人完全值得信赖。”
“你之所以没看出来，是因为你不愿意好好看。只有女人才愿意好好看。这是女人之间的事。要是她笔下的男人真的都可信，而且都是好男人，那么，我很乐意听你这么说，可是，最终说起来，小说只是模仿而已。女人善于模仿，在模仿方面，甚至在滑稽模仿方面，要比男人强。我们的触觉要轻巧一些。”
苏珊·莫比乌斯又笑了。看看我的触觉可以是多么轻巧，她的嘴唇仿佛在说。柔软的嘴唇。
“要是她作品中有滑稽模仿，”约翰说，“那也是太微妙了，我承认，我没看出来。”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那么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