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关怀十分广大的思想巨人。今日的科学家，不仅人文训练不足，而且常常几百人结队致力于一个非常细小、具体的课题，造就科学巨人已不大可能。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可见到学校班车上载满了外国的博士后和试验员。他们对领导自己课题的教授，异口同声地叫“老板”。“老板”搞钱，这些廉价的外国高科技劳动力做研究，已成了美国科学界的定局。在这种“老板”文化中艰难谋生的外国劳工，不仅成了科学界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选举权，导致其在政治上的影响，理论上还不如一个流浪街头、目不识丁的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知、社会使命以及公共权威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里，像乔丹、TigerWoods这样，其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球放到一个筐子或洞洞眼里的人，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3节 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
最近，在太平洋彼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抄袭事件，震撼了美国的媒体。
美国一般的公众既不爱读书也不关心历史。这次历史著作的抄袭案之所以在媒体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被拎出来审判的两位，是美国最得宠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StephenAmbrose，他总共出过30本书，在最近5年就完成了8本书，内容从世界大战到美国总统，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书一出就被排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居高不下，媒体
好评如潮。他的名字，就像名牌商标一样，成为书商经营的大招牌；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文化名人。另一位叫DorisKearnsGoodwin，是一位致力于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她关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都影响甚巨。其中关于罗斯福的一书获得1995年的普利策奖，并从1999年起，成为普利策奖的评委。每次总统选举，或总统作出什么重大决定，她都会上电视现身说法，有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露面。她甚至还是哈佛大学的执行董事之一，在教育界影响甚大。
然而，树大招风，这两位大腕写手最近几乎同时被人抓住。据《每周正论》（WeeklyStandard）报道，Ambrose的近著TheWildBlue中有几段与ThomasChilders1995年的著作WingsofMorning中的段落相似得几乎难以区分。比如，在TheWildBlue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而在6年前出版的WingsofMorning中，有这样一段： 在处理这一段落时，Ambrose在注释中提及Childers，但没有在文中打引号。最近，Ambrose承认他的书中还“借鉴”了另外两本书。他为此事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要严格处理书中的引用段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Childers则要求对方亲自向他道歉，并把一本Ambrose的书从自己课上的指定书目中拿掉。
Goodwin的问题出在她1987年的著作TheFitzgeraldsandtheKennedys上。这本书刚出版时，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呆了5个月之久。但据《每周正论》的报道，她这本书中有十几处与另外三本书中的段落惊人地相似。比如在LynneMcTaggert中有这样一段： 除了把Mrs。Gibson换成了全名Mrs。HarveyGibson外，整段照搬到自己的书中。此事本来在1980年代末就被McTaggert抓住，她曾威胁要对Goodwin起诉。Goodwin急忙要自己的出版商与McTaggert“私了”，赔钱遮丑，谁知如今事情还是败露出来。
面临当今媒体的口诛笔伐，两位大师各有说词。Ambrose辩称：“当我写书要借用别人的段落时，我就顺手把句子打出来，然后加上注释。我希望当时我能加上引号。可是，我不是在写博士论文，而是在讲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写畅销书，应另有规范，只要加了注释，不应算是太离谱。
经常要上电视的Goodwin态度则好得多。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绝不能因为写畅销书而被牺牲。我喜欢注释。注释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指针，承认前人在自己领域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历史著作，长达900页，注释有3500个，完全是用手写出来的。遗憾的是，我的注释系统被证明不那么牢靠。我作研究时的阅读笔记都是用手写，并注明从他人书中抄出来的段落的来源；同时，我也随手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我的书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稿完成后，我对从300多本书中引用的段落再检查了一遍，保证注释和引号没有错误。可惜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出了几个错误。当我第一次被抓到时，感觉实在很坏，急忙与人家私了，不想为自己的几个疏忽去面临整个世界的审判。但15年后，这件事又回来了。我绝不是抄袭，而是忙中出错。事实上，我的书中到处都引用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会傻到要存心漏过其中的几个注释。这是个技术错误。我相信我不会再犯。”
然而，这些辩辞并不能为媒体完全接受。一位批评者尖锐指出，Goodwin是负责监管哈佛大学的校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发给一年级新生的学生手册中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引号，就属于抄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没有引号，这是决定是不是抄袭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哈佛大学新生，犯了这一错误，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以被要求离开学校两个学期，丢掉你挣到的所有学分。你在学校的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不诚实的永久记录。我们为何对大学者就要法外开恩？Goodwin的辩护者们则称这件事只能说明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已开始用计算机写作的Goodwin本人决定在作研究笔记时严格把自己的评论和引用的段落分记在两档里，以免未来再忙中出错。她甚至于3月3日致信普利策奖的评委会，主动要求退出这一新闻界最高奖的评委会。理由是由于媒体的压力，她已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此职。
Ambrose引起的不满则更多一些。有些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5年内认真写出8本书来。那么大的产量，其实就是学术不严肃的证据。他简直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钱所驱动。事实上，由于Ambrose的书畅销，出版社频频向他施压，要他提高产量。他一度表示封笔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质刺激”，保证作坊的继续运转，而在抄袭之事被揭露之后，也拒绝把书撤出市场。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4节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2001年秋，丹麦奥尔胡斯大学（theUniversityofAarhus）政治学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BjornLomborg出版了一本题为“TheSkepiticalEnvironmentalist”的书，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Lomborg自称并无环境科学上的训练，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本是基于他的“左翼绿色和平”的立场，挑战对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JulianSimon。谁知当他把统计资料搜集齐全后，发现所有的数据都在支持他要挑战的Simon。于是，他背叛自己的立场，一鼓作气写出一部反环保的著作，试图戳穿他所谓的环境保护运动的“祷文”。从2002年初以来，此书引起科学界的激烈反击和抗议。几家重要的科学和环境杂志，如《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自然》（Nature），都邀请专家对Lomborg进行批驳。而《经济学人》则站出来坚决捍卫这一“异端邪说”。据说Lomborg到牛津大学宣讲他的新书时，一位学者竟在一怒之下，把一张pie扔到他脸上。但是，不管Lomborg在科学界是多么孤立，不管有多少资深科学家称他是“骗子”，他对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运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挑战。他可以被攻击，却无法被忽视。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且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提出挑战以来，环境主义者声称人类正面临着如下的大危机： 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人口增长将使人类面临着食物短缺；大量物种将消亡；空气和水的污染会愈演愈烈；一句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是如此有害，乃至人类将通过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自取灭亡。
Lomborg则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以来，人类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走向自己环境的“极限”，相反，事情在变得好起来。首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世界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具体而言，地球的矿产虽然有限，但不像环境主义者说的那样接近枯竭。从１９70年代以来，大量新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量来计算，现有的可以用适度价格开采的石油还能供人类用150年。同时，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中每10年就下跌一半，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跌。因此，能源危机并不严重。其他非能源的矿产也是同样的状况。尽管在过去50年内，人类对铝、铜、金、水泥、氮、锌等的消费增加了２至１０倍，但根据新增的储量计算，这些原料可供人类使用的年限已被延长。根据《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