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篇》
（二）文官制度的其他层面
大多数文官都集中在京城的都会及衙门中办公，有些奉派管理盐铁矿产、灌溉工程，或开凿运河，其余的人则被零散分派到全国各地的行政网中，在村庄和乡镇民间作为政府的代表。然而，不管他们位居何处，他们的人数均远不如其下级僚属。尤其是在京城以外地区，更是如此。
朝廷为了保证官员们的清廉，特别设计了许多规则和章程，不幸的是，这些规则却经常制造出新的问题。由于传统及儒家学说都十分强调对家族的忠诚，徇私起用亲族的威胁始终很大。为了防止此一弊端，因此禁止任何人在近亲底下做事，但是有些深受朝廷宠信的人员却经常因“内举不避亲”而受到赞扬。一般而言，官员通常都不准派到他们的家乡省份工作；这项限制用意固然甚佳，可是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常常被派到他们对当地风俗民情甚至方言都十分隔阂的任职地。为了避免他们和地方势力互相勾结，一般官职任期三年，期满即予轮调。对官员而言，这段时间不管是熟悉地方事物还是了解本身职掌都嫌太短。
公职人员的考绩制度每三年便对官员作一次考评，考核标准也尽量求其客观。譬如，人口增加通常表示深受民众爱戴及治理得法，人口减少显示的意义正好相反。考绩良好者可以得到升迁奖励；考绩恶劣者则可能受到罚金、降职，甚或开革处分。要想长期留任公职，官员们还得在各种定期考试中不断展现其学识才能。
在承平时期，给予文官优厚的薪俸和丰裕的津贴通常是帝制中国的既定政策；可是，财政困窘却经常使这项政策无法落实。有时朝廷岁收不足，官员们不但要用个人财富来维持生活，而且还得设法自筹公家开销。对官员而言，比薪俸更重要的事，可能是因公职而享有的声誉，以及在公余之暇，仍然有机会追求文人雅士的生活。
至于官员职责的确切内涵，各种观点颇有分歧。不幸的是，历史记载对其工作内容也未作详尽描述，因此现代的各种看法大都出自揣测和推论。有人从断简残编中整理出一套极为明确详尽的工作细则，但也有人根据几乎相同的史料断定：文官的行政事务繁琐细碎，而且流于表面。
尽管众说纷纭，无论官员是在中央政府和同僚一起工作，担任某项公共工程的总负责人，或是在偏远地区担任独立的地方长官，对其行政表现的期许，大抵是视其职位或工作性质而定。官员本身是否才能出众、精力过人，并具有奉献精神，抑或只是平庸的官僚，也影响到他的活动范围。许多资料显示，后者人数显然比前者多得多。
第五部分第39节 胥吏的次官僚体系
三、胥吏的次官僚体系
不论是从他们的职务或是从他们的出身来看，胥吏都不是史书记载的对象。中国文献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大多是责难和恶评。要深入了解他们，必须在有关其贪婪、虚伪和背信的记载中苦心搜寻。从孔子对他们的评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6世纪便已经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其起源无疑可以推溯到更早之前。在文官制度建立以前，他们已根深蒂固而且恶名昭彰。
胥吏大多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本身性情不合或学识不足，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
就整个群体而言，胥吏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直到帝制中国晚期，他们都不被准允参加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权利。一般民众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胥吏，而高级官员则鄙视他们。然而，尽管他们到处不受欢迎，他们仍然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阶层。
这是一个因供而生求的有趣例子：中国人发明造纸技术之后，即将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提升成为一种艺术。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都成为例行公事，通常还需要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由于胥吏精通这些烦琐的细节，他们遂成为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
虽然大多数胥吏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却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学得工作所需的基本文书和算数技能。他们对于繁文缛节的了解，一部分是从工作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一部分是得自其亲戚或其他人的私下传授。有些关键性的程序通常是父子相传，或者可以用一笔可观的代价售予新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制度中操纵自如，显然是有效地掌握了应用心理学的原理，而且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有通盘的了解。
胥吏和文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通常多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相当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虽然政府明令规定其任期只有五年，许多人都能规避这项限制，有些人甚至能将其工作延展而成为终身职务。在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家通常不付薪资给胥吏，即使有，他们的薪酬亦极其微薄。但他们在任职期间，却可以向接受他们服务的民众收取各种规费（陋规），公然收贿的机会也不少。一般认为，胥吏职位如此之低，工作时必须卑躬屈膝，还可能受到言语或身体上的凌辱，其来源却始终不虞匮乏，理由即在于此。
和他们的上司一样，胥吏的职务也因为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占有的地位而有所不同。有关胥吏职务的确切内涵，大多数史料的记载都相当含混。瞿同祖曾经简明描述清代（公元1634年至1911年）县级胥吏的主要工作内容，兹将其摘录并改写如下：
1。为重要文件起草初稿。
2。清誊完整的文稿。
3。准备例行报告。
4。根据档案中的文件整理出备忘录。
5。发给执照证状。
6。准备并检查税收纪录。
7。将文件分类归档并加以保管。（Chu，1962：41…42）
以上列举的只是其正式工作内容，但胥吏却经常因为僭越职权而恶名昭彰。在软弱、生疏、散漫或无能的官员之下，他们随时准备揽权。刘子健（Liu，1967）在提到一个胥吏特别嚣张的时代时，说道：
老百姓吃足苦头后了解到，官员其实不如胥吏重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代理人”。
他引用当时流行的谚语，说明当时的情况是：“吏强而官弱”，而且不管是政府哪一阶层的职位，“官员总是水土不服，胥吏却是如鱼得水”。（Liu，1967：339）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轻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因为他们待遇极差而且大多为无恒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介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地位。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透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磋商。
第五部分第40节 胥吏的贪污和把持
四、胥吏的贪污和把持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当时的民众大都务农为生，他们的生活主要受到地方风俗传统的支配。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他们必须纳税以支持政府，还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或者服兵役，或者分担强制性的劳役。有些境遇较好的人，也可能出任卑微的公职。万一触犯了法律或成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他们还要和治安当局及法庭打交道。由于政府加诸百姓生活上的这些压力，地方上的胥吏及僚属才能遂行其邪恶的勾当。
根据刘子健的说法，中央政府的胥吏是：
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Liu，1967：320）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虽然文献中有关地方胥吏收受贿赂、敲诈、挪用公款的例子俯拾皆是，在京城胥吏方面却没有可资比拟的记载。中央政府的胥吏较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他们把持和欺蒙的伎俩，当然这类恶行在地方各省也并非罕见。
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当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胥吏经常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阴违以及在细枝末节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刘子健（Liu，1967）引用的日文资料显示：宋代国家的贸易和土地改革方案便受到这些策略的暗中破坏，在50年之中，政府颁布的每项法令都遭到类似的命运。
另一种更加玄妙的技巧是把持决策。根据Herson的说法，皇帝和各部大臣大都会警觉到这种被人把持的危险，他们想出了许多方法来加以反制，但是在一般的官员之间，却很少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刘子健曾经提到有关这种技巧的一个实例：
杜严是个干练的人事官员，正在考虑应该把某项空缺派给甲、乙、丙三个可能人选中的哪一个。他们三个人资格的优先顺序正好是由甲至丙，依序排列。杜严征询属下意见时，接受过丙贿赂的某一胥吏私下建议丙，由丙出面举发甲的资历中某项资格不符，该项任命于是取消。杜严原本属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