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 第12部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3）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人民日报》记者谢国明曾经采访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负责军队干部政策落实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田维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资料。　　　　
　　　　田维新将军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　　　　
　　　　在田维新将军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到了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理由是颜金生到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其实，这样安排是周恩来的一着巧棋。因为当时文化部还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中，把颜金生从文化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掌。　　　　
　　　　田维新在介绍情况时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　　　　
　　　　田维新的意思说，颜金生不识多少字，不可能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14岁就参加红军，能读过几年书！？　　　　
　　　　眼看江青又要无理取闹，朱德元帅说话了：“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说话了，江青顿时没话了。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还没说完，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该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总政治部李德生也为颜金生说话。　　　　
　　　　经过这么一解释，颜金生去陕西总算通过了。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省军区当政委。”　　　　
　　　　江青第三次发难：“不行，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适。”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田维新还记得，许多军队的老干部是周恩来点名“解放”的。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是那样的巧妙。一次，开政治局会，周恩来突然问李德生和田维新：“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们俩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周恩来这样问，是他的领导艺术。其实，周恩来很清楚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去调查。　　　　
　　　　尽管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这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还是颇费周折。　　　　
　　　　杨勇“解放”得还早一些，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是，当时总政给杨勇所作的结论还是有点过严。周恩来当时就指示田维新，让他去征求杨勇本人的意见。大度的杨勇表示：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1975年3月，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在进行第三次手术前还记挂着这件事，特意把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找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廖汉生因为同贺龙元帅的关系，“解放”的阻力更大一些。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廖汉生回北京治病。　　　　
　　　　廖汉生1967年1月8日被抓起来后，先后关押在西山、邯郸、石家庄的军营里。　　　　
　　　　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就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一伙无话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4）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廖汉生就被释放了。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吴克华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都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名，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展开调查后获得“解放”的。　　　　
　　　　干部的“解放”固然很费劲，给“解放”以后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也是件难事。为此，周恩来也没少费心。　　　　
　　　　田维新将军回忆，1973年初的一天，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有急事找他。　　　　
　　　　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行，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吗？”　　　　
　　　　田维新立即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而被打倒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总政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武汉“七·二0”事件当年就是中央文革一伙挑起的。讨论时免不了一番周折，江青等人给陈再道、钟汉华扣了很多帽子，但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和钟汉华“解放”后，他们的工作如何安排呢？他们再回武汉军区比较困难。　　　　
　　　　陈再道是1955年授的上将。当年获得上将军衔的57位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总政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位，但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怎么办呢？田维新只好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去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为难地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不多，但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来当副手，这工作确实有点不好做。　　　　
　　　　周恩来说：“找韩先楚说说。”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韩先楚很爽快：“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这样，陈再道工作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钟汉华“解放”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上任以后，王建安也得到“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也是1955年的上将，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很多都是他过去的下级。在工作安排上也面临着难题。　　　　
　　　　田维新又去找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