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笑着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找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韩司令，这次总理要找你谈，你不能不给面子吧？”
韩先楚说：“总理找我谈，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那时韩先楚还是师长。
不料，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竟心悦诚服地答应了。他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这样，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后来，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一个大军区同时集中了四位上将，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性格耿直、敢作敢为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这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
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在许世友看来，他认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够了。
许世友实际上是对坐直升机似的“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有强烈不满。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老干部的意见。
但是，王洪文的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
于是，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但是，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一边是老同志，一边是中央文革一伙。大有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阵势。
周恩来及时地平息了双方的对峙。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5）
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却对毛泽东看重的王洪文非常反感和不满。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8月28日，是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日子。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
谈到选举问题时，周恩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选举的结果在当时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周恩来预期的目的。虽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等一大批在九大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毛泽东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解放”干部的工作耗费了周恩来晚年大量的心血。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毛泽东早就作过“解放”的指示，但是，却迟迟得不到“解放”。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按一般常理，有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一旁积极推动，问题怎么会得不到解决呢？
但仔细琢磨，也有其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解放”这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客观上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左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发出了“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信号，但是，如果让他觉得“解放”干部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那肯定是不行的。他非常看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出质疑，社会上一度流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
对此，毛泽东在1973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驳：“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工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就给“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路阻力重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解放”尽管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一波三折，很不容易。
前面已经提到，对“杨、余、傅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3月25日就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然而，在“杨、余、傅事件”中受到错误打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解放”却很艰难，一直拖到了1974年，整整拖了两年多时间，而且是在毛泽东的一再过问下。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因为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合谋制造的冤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年就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
杨成武在监禁中曾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的确，毛泽东没有忘记杨成武。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一次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具体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于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周恩来一直为当年没能保护他们而心存内疚。因而，对“杨、余、傅事件”的平反，周恩来一直是积极推动。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现在你的问题落实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这是总理在暗示我了。”
对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周恩来写过四次报告。前三次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次，毛泽东发火了，杨成武才被放了出来。
1974年5月，杨成武被接回北京治病。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八一建军节在即，毛泽东又问：杨成武在哪里啊？要把杨成武、吕正操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周恩来立即布置安排一次意在恢复名誉的接见。
1974年7月31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刚被“解放”的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等军队干部。
周恩来虽然重病住院，但坚持抱病主持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1973年12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当传达到“杨、余、傅事件”的内容时，周恩来加重了语气，念得很慢：“主席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