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地方政府看到了它来了以后，就跟它说，我会提供更好的优惠。这样竞相提供优惠政策导致什么结果？就是把，本应该属于中国政府或东道国政府所得到的利益，通过这种政策竞争而转让给了外资企业，这也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些负面影响，都需要像中国这样的东道国政府在今后和跨国公司相处的过程中间，不断地提高和发展自己，通过政策的改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所以总的来看就是，纵观近十年来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结果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于它积极的一方面。但是这中间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因为时间最终是给出正确的答案，那么时间也会检验咱们中国政府所实行的这种引进外资政策的这种效率或者正确与否。我想我今天的讲演先到这儿，留下时间给大家提一些问题怎么样？。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冲击
王鲁湘：好。刚才您提到，英国著名的研究跨国公司的这个经济学家邓宁，他提到就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一个最大的、一个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跨国公司，一种经济组织。那么现在我们都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有些国家，特别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的国家，其实是不单纯把它看成是一个经济组织的。因此在对待跨国公司进入的问题上头，有些地方可能意识形态的色彩强一点，那么它抗拒性就强一点、限制性就强一点。有些就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淡化一点，那么接受度就更大一点。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经常说到，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一些现在讲全球化理论的一些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都讲到这个“世界大同”，整个世界市场一体化的问题。那么这个一体化的问题，涉及市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不可能用主权国家去完成它，比如说我们主权国家成立的一个正式组织是联合国，联合国永远不可能完成一个“世界大同”的问题。但是反而是这样，一个跨主权的、一个经济组织，这些跨国公司，有可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间，它超越主权，在今后可能变成一个比国家、比主权更重要的，在我们生活中间不能离开的一个实体。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冼国明：刚才王先生提的观点，也是在国际学术界或者国际政策界已经讨论了将近三十年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正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获得经济独立，这面临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和跨国公司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也正好是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时期，那么跨国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它在很多政治领域参与也比较多。比如我们翻开一些经济史的书，比如在拉丁美洲，一些跨国公司，比如说一些果品类的跨国公司，可能就对一些，比如说它不喜欢的政府就采取一些措施，推翻那些政府，或者是扶持一些支持它的政府上台。
冼国明：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些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比较著名的像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维农，他写了一本书，这书中文名字叫《国家主权面临困境》，或者英文就是Sovereignty at Bay，就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一种新的主权，就像王先生讲的一种企业主权或者工业主权的兴起和发展，它要求突破就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所给它施加的那种政策的界限，它要求按照它的要求，它希望按照它的要求在全球各地进行资源的配制，进行产品的销售。但是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又要求对资源本国实行控制，当时就产生二者之间的严重的冲突。所以维农教授写了那本书就是《国家主权面临困境》。就是国家主权面临来自这种企业或者工业产业、工业主权之间的挑战和冲突。那么二者作为一个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合作的主体，两个相互之间打打闹闹了几十年，双方既有竞争又有冲突。在这个过程中间，双方都认识到了，就是二者之间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但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集合下，怎么把二者的目标逐渐，就是调和双方的目标吧。
一个框框来讲，你要遵守东道国的主权，那么才有可能获得发展。那么对很多东道国政府来讲，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任何一种经济势力都不可能消灭跨国公司的存在，也不可能阻止它的发展。而且这几十年来跨国公司，我们看看从当初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到今天，规模是越来越大。所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一种经济组织，那么它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既有可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起到消极的负面作用。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呢？你如何实行有效的政策，去积极的利用它的有效积极的方面，限制它的负面作用。所以双方都在调整，所以才能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就是说，一方面跨国公司也越来越认识到，它要在全球有效的进行生产、销售等各种经营活动，必须尊重东道国的这种主权和法律，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它也越来越认识到如何去利用它，而不是一味地去限制它，所以这样来看吧，东道国的政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就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反对外资的政策，到了限制这种政策，后来又开始就是开放政策，到目前的这种，我刚才讲了那种投资促进政策，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有效的目标和手段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当然同时你得有相应的政策保证它能够符合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符合本国的法律，这么一种结果。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王鲁湘：那么跨国公司这个词、这个经济组织的出现，它一定和两个东西分不开的，第一的话就是和自由贸易的精神。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所谓全球化的目标，它实际上是和这两个概念是区分不开的，他们三个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么咱们中国是不是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间，在我们想要大量的引进国外资金，欢迎跨国公司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自由贸易的精神，和我们认可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冼国明：你这个问题实际是带有哲学意义的，很有高度的问题。当然了，中国比如说对自由贸易的认识，就我个人来看，也是经历一个长期的、一个痛苦的认识。比如中国最早从清朝末年向民国过渡的转折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就已经谈到了，比如中国要开商铺，要实行对外贸易，特别提到了要如何去利用外资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对自由贸易这个概念的接受，就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比如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还是在有限度的那种政策的保护下进行对外贸易，还没有达到自由贸易这种高度。
那么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这种贸易投资联系日益紧密，那么中国也意识到了，比如说一个最大的经济化组织存在，就是原来的叫关税贸易总协定，它下一步发展就是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中国随着它在全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也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加入GATT，或者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加入GATT或世贸组织并不是说意味着是一个自由贸易，而是在由制度、规则调节下的一种贸易体系。那么中国认识到了加入贸易组织，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么一旦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所有的政策、法规、国内的管理体制，都要和全球或者国际来接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折。我们想一百多年前，中国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一百多年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所有的这些政策、法规、体制，都要和全球一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变化。
各地吸引外资不均衡的原因
学生：冼教授您好，刚才听到你说就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那些激励因素问题，比如说你说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关联效应，还有税收优惠各个方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在吸引外资的各个方面，就是整体水平是不平衡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认为到底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这些激励因素有什么差异造成的？谢谢！
冼国明：刚才同学提的问题很好，中国从中国整个经济来看，中国各个地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效果、结果来看是不一样的。外资主要进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比如刚才我讲的中国的三大经济圈，那么这三大经济圈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了很大比重。那么各个地区之间在吸引外资出现这种差异，最主要的地理位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你比如说沿海地区，不论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在出口、在交通设施、在接触国际市场等等各个方面，它确实拥有和中国内地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啊。因此，外资到中国的投资首先选择这些地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从成本、从优势各方面来看，这些地区都是最有优势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什么趋势呢？外资在这三大地区集中以后，发展一定的规模，那么这些地区人工成本和其它商业成本也在开始上升。比如上海的房价，上海的人工成本，可能就比周边地区高得多。而比如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它的地价等等这些成本，也可能比临近的安徽、江西也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来看，有一部分跨国公司正在把它一些经营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