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近十年没来这里了，过去常来，比赛时曾住在这里，还有认识我的人。”
敦子女士问道：“庄先生，您能吃生鱼片吗？”
“能吃。”
敦子女士趁我们没动筷子，把她盒饭里的生鱼片和虾不停地往我盒里夹。我不好意思，忙客气地阻拦说：“都给了我，你够吃吗？”
男性应当多吃。”敦子女士鼓励说，“这个桌子小，只能放三份，您若不够吃我再给您要一份。”
“谢谢。当运动员时吃得多，现在当业余教练，运动量少多了，吃得比过去少，但喜欢吃肉，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赵丽问敦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素一些的，鱼、肉也吃一点儿。”
“赵丽，在饮食结构上，敦子小姐比我们吃的科学。”
“庄先生，你现在不是胖而是壮，应当多吃点。”敦子鼓励道。
“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方面加强运动，一方面在饮食上要控制。”
“这样生活太艰苦。”赵丽道。
“小赵，苦与甜是推动人生前进的两个车轮，一个车轮是不好前进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苦的代价，你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人胖一点是可爱的，再胖一点也是可喜的，再胖一点就可笑了，还往下胖就可悲了，如果再往下胖，大家也不说他，更不笑他，都可怜他了。”
“如果这个人再胖下去怎么办？”赵丽俏皮地问。
“索性胖到底也有办法了！肚子下面装上个小轮子，不就半自动化了！”
她俩笑得弯着腰，捂着脸，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四 敦子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来这里生活上习惯吗？中国这些年变化大吗？”从餐厅回到敦子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她。
“生活上一点儿没问题。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便利。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宽敞的街道，美丽的立交桥，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和效益。人们的服装也不单调了，五颜六色的，款式也很漂亮。市场的供应比过去丰富，花样品种也多了，给人的感觉有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气息。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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