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是作者对于哲学先辈自我情绪化的诠释与纪念。——这当然只是卢小狼的一家之言。但也部分地表达了和我相似的感觉。我是宁可把那一大段一大段独白当作单篇的散文诗来读的。从纯语言角度我并不一定很赞赏，作为国人，我当然更喜欢鲁迅《野草》那样的语言。但读耶里内克的作品自然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达到鲁迅那种境界的；能这样，我们今天对“鲁迅再生”就有所希望了。鲁迅的名就不会停留在“酒瓶”上打官司了。
《托特瑙山》 序铁舞：文学可以让人猜想（2）
是不是该有一种让人猜想的文学？我想文学是可以明白地说，但是，对这个世界要能够明白地说明白的话，可能就不要文学了；一切艺术都有一定的悲哀性在里面的，就因为有些事情无法直说，才要艺术地去说——这就是文贵曲的根本道理！世界上有许多说不明白的事…但我们仍然要说；无法说，还得说。因此，最好的文学一大半成分是让人猜想的。对一部作品有诸多释读，就是一个明证。耶里内克本人说的一段话很让人受到启发，她对自己的剧本曾经说过：“台词是为剧场考虑的，但并不是为了一场舞台演出。人物们其实自己已经在充分表现。”她还说：“我并不追求有缺陷和弱点的被弄掉了棱角的人物，我追求的是论战和强烈的反差，这是一种木刻技术。我用斧子劈进去，为的是让那些我的人物进去的地方不再长出草来。”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实验成分。没有想象力是不能进入剧本的。耶里内克说的一种“木刻技术”是需要我们浸透到她的作品语言里去体会的，如那个“年轻女人”说：“过去的事已经不复存在。我要从我的身体中抢走怀念。因为我就是整个今天，而且我也早已隐藏在过去中，并将隐藏到未来中。我始终，被商品照耀着。从现在开始，至少有五年之久，我将无法引用荷尔德林的话。大自然有理由畏惧我们，可我们不畏惧大自然。我们了解它，将它整齐地装进我们没有任何肥料喷洒过的身体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一把刻刀在用心地刻，心灵仿佛是一块被雕的软石。
文学让人猜想。读《托特瑙山》肯定是一次猜想。猜想是一种愉悦，读《托特瑙山》是可以从任何一段读起的。不妨你试试。这一会我读的是这一段剧情说明：
在电影银幕上，那名男子和那个女人、乡村装束的男子和穿着城市式样上装和裙子的女子，他们为了获得照料爬上了小木屋。在舞台上，老年男人躺在自己框架的残余物下面，框架将他遮去了一半。两个风度翩翩的男招待和一两个个风度翩翩的来客试图一再把他搀扶起来，可是他总是一再跌倒。
接着就是“差点儿跌倒地上”的“老年男人”说话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共同之处就是恐惧。”
读到这里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多声部的作品，而“恐惧”，则是一个超强音。
《托特瑙山》中的许多片段从理性的观点来判断，可能不真实，但从心灵的观点来看，从摆脱事实限制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真实的。比如，大山上另外一个高度腐烂的牺牲者在躺着说话。当我听着他代表“所有牺牲者”发言时，他的每一句活都非常跳脱，令人遐想——
相信我吧，首先人必须放弃！倘若一个人无法叫人轻快而温柔地拥抱，那么马上就会有人询问他的重要性了。有人看着我们的皮夹子，我们就会感到可疑，是否我们的意图同样也能符合自己的选择。我们在创造怎样一张脸孔啊！…我的存在有它的家，我的淫欲也有它的意义。就是说，我变得不真实了。多年来我艰难的腐烂在寒冬腊月。现在永远没有我了。在苹果盘、果心、原子核裂变壳的中间，这时我自己已经走向我，…我是我的商品。我喜欢我自己在上面。你可敢做一个五彩缤纷的人呢！…我们是倒塌了的海报墙。…
当时我正在看一个电视——我喜欢在看电视时同时看一些东西，这造成了我的不甚专注——我拿了一支笔，在书的边页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袭击者，可一直在电视机前观察；现在他不敢大声说话，维护这个房间。他是机会主义者；总是要借助一个公共的声音作保护。”是忽然想到的；那一刻，我也是在发言：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否早已经“牺牲”了呢？诗人们不是也作过这样的自我嘲讽吗？说：“死了的诗人活着，活着的诗人死了。”
世界存在着最难导演的戏。可能就是像《托特瑙山》这样的戏了。在读《托特瑙山》的日子里，我去上海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看过几次小剧场话剧，寻找得来的“幸福的感觉”，终究是在《托特瑙山》之下的——那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作品，我并非在贬低它；通常的情况下，应该予以鼓掌才对，只是我现在所持的尺度太高了——而在几年前我在那里看过萨特的《禁闭》，那真是世界级的。我们何时能跳出我们的“框格”，——市场的也好，体制的也好——才能写出世界级的作品来呢？
最后我想说一说，我这篇读后感言，只是感言而已，并没有在对耶里内克的《托特瑙山》正色做评。我没这个资格。因为我没读过原文，而对译文也只是猜读；仅是一种个人的喜欢。我想起泰戈尔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年轻时曾想学习但丁，不幸的是，我是通过英文译本来学习的。我完全失败了，我感到我有神圣义务拒绝它。但丁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本未打开的书。”我现在读的也许是译者的“耶里内克”也说不定，我们宁可这样去相信。这篇感言中能有点自己的声音，那是我在说话。
2005…11…26
《托特瑙山》 序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1）
以及耶利内克的个人际遇
沈锡良从标题上看，耶利内克的这部剧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可以看作是影射所谓德意志“原根性”（Eigentlichkeit，又译“本真本己性”）的神庙和朝圣地的，即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Totenauberg），它在德国人对自我文化的欣赏中占据着显要位置。
女作家在这四幕剧中，阐明了那些在对故乡的无稽之谈中所显露出来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着一件感觉很乡气的滑雪服，被绑在一只框架上，一张长着小胡子的脸证明他就是海德格尔。一位中年女子，穿着都市样式的旅行服，正准备启程，她就是他的对手汉娜·阿伦特。在剧中的这两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的和外来的，这两种基本立场示范性地针锋相对。“故乡”被表现为一种紧张状态，剧中出现的人物，猎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游文体活动组织者、农民和死去的登山爱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优秀运动员，他们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统治、“思”和体育，甚至归根结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紧张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紧张状态变成了战场，在这一战场中，惟有通过对外来物采取暴力行动方能保住我群世界。这一剧本，是为舞台写的散文，同时又是随笔，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对奥地利乃至欧洲新的政治格局（及其语言上的反映）的有力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出生在德国巴登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代读了奥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伦塔诺（1838—1917）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意义的论著后，萌发了对哲学思考的兴趣。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后来放弃神学而专攻哲学，于191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928年，胡塞尔退休后，他回到弗赖堡大学接替了其位置担任哲学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尔最为著名的著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同年出版单行本，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
海德格尔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有过一段暧昧关系。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5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因与当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辞去校长职务。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海德格尔开始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的“重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及其成员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并开始编辑出版《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荷尔德林被称作是“作为领袖的诗人”，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他又是新神的助产士，是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尔亦承继着这种观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原根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而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孤身一人，既是姗姗来迟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
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著述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