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著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著作”。也就是说，这些著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么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么。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 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这就是耶利内克这部剧本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老年男人”）和阿伦特（“那个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园风光中，那里有许多滑雪游客。这绝不是一部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剧——没完没了的带有讥讽性的独白，部分运用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常常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
《托特瑙山》 序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2）
在由理性谈论的非传统的形式中，彼此说话语无伦次，进而也揭掉了说话者的面具：这里揭露的是所谓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大自然快乐，一位“年轻母亲”发出的对健康狂热的安乐死的训诫与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直接相关，对故乡的热爱或者说维护身穿民族服装的矿工和具有运动员效率的市民的种族主义的财产状况，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后果：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在后现代的人类的去主体化中（在这里，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何思想都极力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占上风的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东西：罪责问题清楚地反映在最后一幕“无辜”中。阿伦特（她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正面的对手，而是似乎也与海德格尔的言论密切相关）迫使海德格尔面对自己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实际后果（“多幸运啊，其他人不得不去为你们体验死亡！你们的山上流水潺潺，你们却抢夺了一大群人的惬意。”见本书第72页），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这个对“大自然”和“故乡”这些主题胡说八道的人，以一把长柄斧子屠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哲学“无化”里。
“您的家属就像蛇一样，由您带领着，各自分隔开，跑到飞机起飞跑道外面，然后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儿，甚至连鸟儿们也不敢要自己坚守什么。您的语言在哪儿，您曾用这种语言懂得在大自然面前坚守自己吗？是啊，因为对人们有所期待，当时还发生过误点什么的！自身就是价值，东道主，不，此在的谁。死亡就是此在的哪儿。”（见本书第9页）
在这部戏剧中，耶利内克通过将归于尘土的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这一对昔日情侣重新搬上舞台，阐述了其一贯的中心主题——大自然、爱情、自我的存在，并从他们的对话中清楚地再现了包括与其他人和陌生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出现的两种哲学的显著区别。和她先前的文字如出一辙，作家在这里通过描述臆想中安排的传统爱情对话中的两性和由此相连的角色以及生动的自画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一个人乐意为了理想随时将现实排斥在外，并且不仅在不得已时，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懈地采用暴力手段。
耶利内克曾接受过位于美国辛辛那提的泽维尔大学德语系主任艾琳·康普顿的专访，全文刊登在2000年8月1日的《维也纳日报》上。在康普顿提出问题“为何在您的某些作品中反映出对海德格尔的憎恨”时，她回答说：“这不是憎恨。这只是一种很奇特的矛盾心理，为何一个头脑如此敏锐的思想家竟然听命于阿道夫·希特勒，崇拜他并愿意为他效劳。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希望通过思想（智慧）来驾驭野蛮思想的情况证明是一种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基本能力。在《托特瑙山》中，我从原则上研究了这种交配现象。一个女人，她必须离开。她失去了一切，无论她做什么，而且她也被迫去探讨政治问题，因为人们不允许她有另外一种东西，即纯粹的思想存在。这仅仅是男人的事情而已。”
康普顿还重复了德国著名的罗沃尔特出版社在介绍耶利内克时说过的话：“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以其冷酷无情的尖锐性，分析了施加给女人的日常暴力行为。”
耶利内克也同意康普顿的看法，即她是一位人权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她仅仅是想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已。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海德格尔自己所描述的托特瑙山上的那个“工作的世界”吧：“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个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但他接着说道，这仅是观察者眼光所见的他的“工作的世界”，其实他自己是从来不“观察”这里的风景的。然而，他并不否认：“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然后，他又强调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①
① 本段引文摘自《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张汝伦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二版。
② 引文摘自《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海德格尔个子矮小，外表英俊，一头深黑色头发，穿着齐膝的灯笼裤和夹克衫。冬天喜欢到山上滑雪。他生活在那个自己喜欢的环境中，粗旷的大自然和布置得异常简陋的小木屋构成了他思索哲学问题时所需的氛围。海德格尔在给阿伦特的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在隆冬的夜里，当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咆哮着铺天盖地而来时，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学的美妙时光。”②
海德格尔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完成了他的几部最为重要的著作，包括《存在与时间》、《林中路》等。
从靳希平先生所译的《走向荷尔德林之路》（摘自萨弗兰斯基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