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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最富裕的人们和最贫穷的人们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而且，很多穷人还每况愈下，尤其在中美洲这样的地方，那里艾滋病、外债、连年不断的部落冲突和战争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之中。
在1965年，全球人口中最富裕的2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人的30倍，现已扩大到60倍。只有少数东亚国家维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足以逐渐赶上富国。中等收入国家——其收入为所有国家平均收入的40％到80％之间——与富国的差距日益拉大。
总体不平衡是新的支配形式
极不光彩的是，在这么富裕的世界上，全人类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享有干净的水资源和充足的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60％以上的人口每日消费只有两美元甚至更少。将近10％的人口目不识丁。每天大约有8。4亿人挨饿或者得不到基本的食物保障。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在40岁前丧生。此外，世界上10多亿人口无法享有足够的水资源。预计穷国以及富国的积极分子会发起日益强烈的反对活动，其程度不亚于20世纪后半期殖民国反对英帝国统治的抵抗活动。债务负担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个问题。很多穷国的债务甚至超过每年全部出口价值的很多倍。虽然近来世界各国就免除债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债务问题依然是影响全球和睦稳定的重大问题。随后在本章里我们将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
外援被看做帝国主义
外援似乎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尤其在人们了解到施以援手的一些国家正榨取远远超过援助资金的几十亿美元利息的时候。有些被援助国家的经济运行受到开发项目的支配。在诸如布隆迪这样的国家，街道上行驶的车辆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解救儿童组织”、“行动援助组织”等此类机构，说明该国经济严重“依赖援助国”。
不久前，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心举办的一次会议。每个援助国都派了代表参加。他们有自己的议事日程，而且和受援国优先考虑的计划截然不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包括整个非洲），一共只允许六名代表参加，他们不得不争取在美国、挪威以及英国政府部长们固执而挑衅的言论中竭力让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那次论坛很糟糕，以失败结束，后来就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取代。援助国的对外援助通常有附带条件，并且公开利用援助来控制受援国的政府政策。
慈善机构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工作往往扭曲了该地的优先发展策略。举例来说，某国领导人有10项优先发展计划，如修建道路、居民用水、建立医疗诊所等。目前一个非政府组织提出帮助解决文盲问题。人们接受了教育，有了新的教育设施。这或许有所助益，但这是目前最适合这个国家的计划吗？
很多国家能以惊人的速度消灭贫穷。以马来西亚为例。1971年，政府采取了扶贫发展计划，当时有6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到1993年这一数字已降低到13％。不过，这是1997年金融崩溃之前的美好景象。虽然这些经济体比较脆弱且易受冲击，但是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奇迹。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10个最贫穷国家：
（按贫穷程度从高到低排列）
布隆迪
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
柬埔寨
马里
埃塞俄比亚
布基纳法索
塞拉利昂
尼日尔
可以预见，世界将对这些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和帮助
进入新的混乱市场中
未来企业和个人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要适应具有独特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的大城市文化。企业会将新的产品和服务打入大城市，并发展新的管理模式。形象塑造将非常重要。可以预见，企业将以高姿态的社区行动计划树立企业的责任感和全球企业的形象，这将成为企业战略计划的一个重点。对于在穷国经营业务的企业来说，一个明智的做法就是低调处理巨额财富，尤其要培养节制的而非浪费的高级职员生活方式。炫耀财富的公司将招致全国的批评和地方上的反对，还会导致劳工与企业的矛盾。
同样，贫富差距和资源短缺也使有钱人面临巨大挑战。可以预见，有些人对眼前的危机熟视无睹，但是也会有一些人投入到新一轮激烈的人道主义活动中，呼吁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一部分 城市第4节 城市化的影响（2）
中国的城市化
许多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进入中国，既不要浪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大量资源，也不要贻误时机以至于无法保持早期进入市场的优势。香港和上海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
从1990年至2000年，中国12亿的潜在消费者吸引外国投资者向中国投入了几十亿资金。不过，经历了最初财源广进的快感过后，很多公司都发现众多问题摆在面前。随着中国市场竞争加剧，许多外资企业越发难以获取利润了，但同时也承担不起撤出市场的损失。分析可支配收入之后，企业发现理论上的那个市场不复存在。人均收入很低，很多产业部门超负荷运转，现在该是了解情况的时候了。
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苏州工业园区，来自新加坡的200亿美元是其主要建设资金，整个园区是一座新型的“超级城市”，占地70平方公里，有可容纳60万人的房屋建筑并可为居民提供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人们利用新加坡技术建造净水处理中心、发电站以及世界一流的房子。苏州有220名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学习如何以“新加坡方式”来管理城市。我们也需要学习“中国式”的经营方法。
苏州仅仅是随后规模更大的全面改革的一块试验田。随着这类工业园区大量兴建，中国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昨日的稻田可能就是明天的高楼大厦。自从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苏州的外国投资势不可挡。90多个项目进入苏州，资金总额高达25亿美元。工业区一片新气象：干净卫生，部门效率很高，此外还有豪华的湖边公寓、一流的学校、最新的产业设备等超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从消防到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都应用了新加坡的专业技术。
在距离苏州不远的另一个工业园区，人均收入从之前的1000元（138美元）飙升到7000元。杜邦、西门子、欧莱雅、宏基、飞利浦和夏普在该地迅速建厂，带来了众多就业机会和先进技术。目前已有200多家外资公司和1000多名侨民迁入这个地区。豁免进口税促进了国家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国家还将颁布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过去20年里，中国有3亿人口脱贫，未来20年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人走上康庄大道。
工业化城市不会消亡
在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借助于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和科技手段纷纷迁出城外，美国的很多城市里只剩下贫穷的下层阶级和黑人聚居区，这些城市基础设施逐渐落后，得不到基本的维修和建设，因而当时很多人猜测西方国家的城市将不复存在。的确，很多曾经繁荣的城市成了空城，但城市并没有消亡。有些地方的情况恰恰相反。以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为例：随着人们逐渐迁回城市并在工作和活动场所附近寻找高质量的房子，城市又重新发展起来。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就是个不断建造新建筑和新设施的大工地。
伦敦生机勃勃
伦敦也极具魅力，吸纳了众多居民，稳居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生活场所的前列。随着众多人口涌入伦敦，城中饭店和酒吧数量增多，电影院、旅馆和夜总会呈现一片繁荣。伦敦既是大型的商务中心，也是歌舞升平的娱乐场所，这个城市昼夜不停地为繁忙的经理人提供出色的服务。那些真正希望在乡村生活的人们也最好要在伦敦置办房产，以备晚上在城里逗留得太晚。伦敦的人口在10年内已增加了100万。
发达的网络社会导致地理位置越发无关紧要，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随着欧洲大银行在国内外进行快速的业务转换，伦敦将面临激烈的斗争来试图维持自己国际汇兑主导者的角色并巩固自己在银行业的地位。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伦敦在跨境贷款方面仍将维持最高地位或接近最高的地位（目前在全球100 0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中占据18％）。但若想继续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外国银行，伦敦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伦敦海外无形资产净收益每年超过250亿英镑，这一数目还将增长。
全球化旅客迁至航空中心附近
空中旅行要求全球化的经理人必须居住在主要交通枢纽即大型国际机场附近。除非自己拥有飞机，否则每月往返机场三四次，每次要在路上耗费五六个小时。生命很短暂，容不得为了赶路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枢纽效应”也适用于高速火车线路。绝大部分最大的交通枢纽都处在大城市里或者接近大城市。哪里交通便利，哪里就能够发展，哪里就有利润。控制了交通枢纽，就控制了市场。企业应抓住时间优势，击败对手。
城市生活与远离尘嚣
在城市生活问题上，潮流与反潮流再次并驾齐驱。潮流是人们涌向喧闹而又充满机会的都市生活：人多意味着开发市场提供服务有着更大的成功几率，更多的赚钱机会。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中产阶级则逆潮流而动，他们有能力过那种古怪而又奢侈的生活——他们“回归自然”，远离尘嚣寻找更加绿色的生活、更高的安全性、更加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