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砌成一堵好墙,也别早早就作成像入学考试一样,涵盖全部三年教学的内容,造成学生拚命赶进度,博而不精、“假象好的”。
这一年来,我在台北学桌球,也有这样的感触。刚去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打得不错,只要学学削球、搓球、杀球就成了。没想到教练一切从头来,连我哪只脚应该在前都管。打球的时候更麻烦,什么“大臂小、小臂”、“大框架”、“松执拍、活运腕”、“卡磨提举”一堆术语,我甚至觉得他把我像小娃娃样教。
问题是一路学下来,我硬是有了新的领悟;回到纽约,跟老球友比划,硬是令人刮目相看。想想,教练按部就班的教法,不也跟我准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吗?
求学最忌躁进,为学最忌随俗,处世最忌盲从。我非常欣赏美国人常说的——I know what I am doing(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句话不是在别人劝说时用来作挡箭牌的“自以为是”,它真正的精神是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吗?
那是因为我听你妈妈讲,你听宿舍里别的同学练习,发现他们进度比你快,你怕自己太慢,有些尤虑,所以我隔海传真这封信给你。
只要你自认尽了最大的力,只要你有自己的计划、一定的进度和自我的要求,就不用管别人。
我又要引一句你奶奶的话了——“一听打鼓就上墙头的孩子,不可能有了不得的成就。”靠自己去成功!
你是你,坚持作你自己,最后的成功一定属于你。
第五部分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
谈写作
说话,作文要有“思想方法”。
无论说话、写作、采访,先想“人地事时物”,再加上动态、声音或色彩,好了!
写作一点也不难!
昨天当我建议你练习“即席演讲”的时候,你皱着眉头说:“我不是不会讲话,只是比较慢,要先想半天,才能说得好。”所以今天给你上中文时,我指着窗前的芭蕉树,叫你以《芭蕉》为题,作个“短讲”,而且为了训练你的反应,我连一分钟都不让你准备,立刻要你开口。
你说了,虽然没有结结巴巴,但才说几句,就停住,说“想不出什么好讲的”,使我觉得有必要教教你说话和作文的“思想方法”。
对的!那是“思想方法”,你会发现当你知道了方法,就什么主题都难不倒你了。
那方法不是由我发明,而是我在做电视记者时学到的,也就是掌握“人、地、事、时、物”的重点。
好比今天《芭蕉》的题目。
“人”是你和爸爸。
“地”是窗前。
“事”是种芭蕉。
“时”是种的时间和不同的季节。
“物”是芭蕉。
于是,你可以说:
今年春天,爸爸在窗前种了一棵芭蕉,没几个月,就长得高过了窗子。大大的芭蕉叶,逆光看去,绿得像是翠玉;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叶子上,滴滴答答,疏疏密密,那节奏真美得像音乐。但是秋天,才冷几天,芭蕉的叶子就一一变黄,先是黄得艳,好像枫叶一般,接着则成了焦黑的颜色。爸爸说:“一叶生,一叶焦”,那枯了的叶子就像烧焦的一般,所以称为“蕉”……
我说芭蕉枯了怎么办呢?眼看这芭蕉就要死了。爸爸则指着树根说“别操心!你瞧,这下面不是已经有小苗长出来了吗!老的还没走,小的已经生了,这芭蕉就像人哪……”
回头看看这篇东西,不是把“人地事时物”全放进去了吗?再加上色彩和声音,画面就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好!现在让我们再以《大雁》为对象,把“人地事时物”和“声音”放下去,作个短文———
“人物”是我。
“地”是湖上。
“事”是大雁来了。
“时”是季节的变化。
“物”是大雁。
你几乎只要执照顺序,就能组合出一句话:
“我看到湖上飞来许多大雁,就知道冬天要来了。”
如果再加上一些想像和色彩,就能变得更丰富———
夜里听见窗外传来嘎嘎嘎嘎的叫声。早上推开窗,发现原来空空荡荡的湖面,一下子多了许多大雁,它们都是脸颊上有块黑的加拿大雁,夏天的时候到北方繁殖;夏天过去,小雁长大了,开也变寒了,就一起再飞往南方过冬。
这里的湖,是它们过境的地方,只会待上两三个礼拜,它们就要再一次地远行。所以每年我只要看湖上大雁的来来去去,就能知道春天来了、秋天到了。
我最爱看黄昏时雁群在天空练习飞翔,它们一边飞、一边叫,好像彼此呼应着“要跟上哟!别飞丢了哟!”于是我猜,很可能是雁爸爸雁妈妈在叮嘱孩子,孩子又回答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小心的。”
我更爱看夕阳中雁群降落,它们早早就开始不再振翅,慢慢向下滑翔,落到水面的刹那,又把翅膀高高抬起,啪啪猛拍。接着水上激起一片波纹,斜斜地映着晚霞,闪出点点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