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台北办公室大楼里有纠纷，我因为是管理委员之一，被一个住户告了。他告我之前，先来通知我“对不起！刘先生，因为我告管委会，就不能不把你列进去。”
结果我出了庭，跟被告、原告都握手致意，还在庭上对法官说明我的立场，希望大家以和为贵。
我确实看来像“烂好人”，但我只是换位从对方的角度考虑，换作我是“他”，我会怎么办。
我也认为应该“对事不对人”，正因此，任何法律事件，我都请律师出面，免得当面撕破脸。我也有我的原则，别人如果欺负我，给我不公平待遇，我一定还击不殆。
你是知道的，我初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坐灰狗巴士，明明前面有空位，售票人员却把我的座位划在最后一排，我立刻去质问他是不是有种族歧视。
前两年，我们全家还一起出动，到印尼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印尼排华事件。在你记忆中，恐怕我们全家总动员的情况少之又少。那一天，为什么我坚持要去？
因为那是我对中华民族的坚持！
孩子！爸爸做事确实很特殊－－－
就在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先告诉他我要送他一幅字；但是接着讲我不能再与他续约。
我也在许多年前，再三请求台北的装订厂降价，并在那老板女儿出嫁时送礼去。可是，当他仍然坚持不降价后，我立刻转移到别的厂家。
你知道的，我们过去多年来，告盗版商获赔的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了。
那是我的坚持。他们的价钱不合理，又不去改进，当然可以不再往来；盗版商赚不义之财，侵害了智慧财产权，我当然要告他。
但是同一时间，我也有情。
孩子！这世界上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呢？只是有人太自私、太利己，于是损了人；也可能因为环境，使他误入歧途。
恨的问题要用爱来解决，而不是用恨。只是彼此体谅、各退一步，才能创造双赢。
我确实可能被称为“烂好人”，昨天晚上我甚至操心，如果那告我们的园丁，在庭上撒谎，硬说是我们要他铲雪，怎么办？我不是怕输了官司，而是不希望他为那几百块钱按着圣经撒谎。
那么大年岁了，还撒谎，是多么可悲的事。
今天早上9点半，我和你妈妈在隔壁老律师的陪同下，去法院出了庭。
告我们的园丁没有讲是我们叫他铲雪，只说他铲错了人家，怪我们没有早早通知他。
在法庭外，我先和他打了招呼，并且自我介绍；走出法庭，我们又握手道别，表示发生这种事，真遗憾。
我和你妈妈都很高兴这个“结果”，也觉得法官真有意思，笑脸迎人地先跟我们谈，再跟园丁谈，又与每个人一一握手。
谁说美国的法治没有情？
谁说法律严峻的外表背后，没有一颗温暖的心？
谁说人一定要张牙舞爪，才能获胜？
今天我和园丁各退一步，双赢。
后记
我们为什么总逼孩子“苦读”，而不让他们自己逼自己“乐读”？
强壮、独立、自由、快乐！
Education是“爱到开心”！
二00三年六月二十号，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新闻——
贵州一对双胞胎姊妹，因为高中入学没考好，竟然联手用“毒鼠强”毒死了父母，然后拿着父母的钱到处玩，被抓之后还说她们经验了从来没有的自由。
接着，我回到台北，打开报纸，又看到一则惊心的报导。说台北县板桥一名国小四年级的女生，可能因为学业压力过大，出现了圆秃的症状；所幸同一版，还有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一个女生数学考试每次都在零分到廿分之间，总是要补考；参加大学联考落榜，数学更惨，只得了四分。由于学业压力太大，导致她重度焦虑，每天不断擦鼻涕，一天能用掉一盒面纸，还不自觉地拔头发，拔成圆形秃。可是“剧情”急转直下，那们叫傅仪琳的女生，后来自己申请到美国的学校，到美国之后，发现大学的数学程度跟台湾国中的差不多，她的数学居然拿“A”。接着一路念上去，不但得到加州柏克莱的企管硕士，现在更拿到英国皇后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又过了几天，我在台北请两个过去跟我习画的学生吃饭，一个是台湾有名的影评人，国中成绩不怎么样，但是五专毕业到美国修电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硕士，而今已成为金马奖的评审和名剧作家；另一个是国中时因为重度尤郁，由老师带到我办公室，请我转导的学生。虽然她在国中成绩很不好，但是因为后来参加国际学生交换，到美国读高中，七年下来，不但健康快乐，而且成绩优异，申请到奖学金，马上要进研究所了。
我的儿子当天也到了，让我想起，多年来总有年轻朋友问我同一个问题——
“如果你儿子是在台湾受教育，他能有今天吗？”
每一次我的答案都是“恐怕没有，只怕他也会像他爸爸中学一样，常常两科不及格。”
问题是，他虽然在高中天天搞社团、搞热门音乐，还去茱丽叶主修钢琴和作曲，又要花不少时间帮我整理资料，后来居然进了哈佛。
每次“他”和国内大学的学子在一起，我都窃想，那些国内的孩子不知比他多K了多少书，学问不知比他好了多少倍。
可是我又纳闷：为什么好像哈佛的学生并不比台大的差呢？那么台湾这些十年寒窗的学子，受那许多苦，值不值得？他们牺牲了多少年轻的快乐时光，那些最该让梦想驰骋的岁月，以后还能追得回来吗？
再过了几天，碰上国中基本学力测验。考试才完，就听不少家长抱怨学测题目太简单，简单得使他资优的孩子考得很惨。
“因为他不相信会那么简单，心想题目里一定有埋伏，想得太多，到后来反而弄错了。”好几个家长都怨这种题目考不出程度。
妙的是，这让我想起离美前，女儿说她数学期末考，有一题老师没教过，但是去校外补习的同学教会。老师说因为没教，所以不算分，那些会的学生抗议不公平。老师居然回答：“如果我算分，变成鼓励你们去补习，才是真的不公平。”
国中学测的题目其实出得很活。看得出主试者希望让学生读活书、不要死背、进而用这“活的题目”逼学校老师把死板的教学方法改掉。
只是，如同那些向我诉苦的学生家长，当他们发现老师教得浅会不会抱怨呢？当他们发现老师给的功课，孩子两三下就做完了，他们会不会不安，会不会怀疑老师偷赖？
还有，学校出题的老师，如果出得太简单，不能把别的老师比下去，甚至让别班都被考倒，会不会显得“太逊”？
宁严勿松、宁深勿浅！于是补习班十年成长六倍，老师与家长上下其手，一起修理孩子。孩子们被修理得早上顶着日月星出门，晚上顶着月亮星星回家，因为压力太大，头痛、肚子痛、总是起口疮、拔秃自己的头发，甚至从楼上一跃而下……
请问，这是谁害的？恐怕不只是教育政策的，也是家长和学校老师害的吧！
在“做个快乐的读书人》里，我举过一个例子——
高中时代，有一天我去台北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大概为了被挡到一点点，前面有人把书垫在屁股下；中间人就把椅子折起来，坐在折的地方；中后方的人更进一步，坐在椅背上。至于我，则跟后面的人一样，站到了椅子的把手上。
今天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吗？家长只因为别人孩子补，我孩子就不能不补；老师又因为多半的孩子都先补了，于是教的时候“随便带过”。结果恶性循环——穷死家长，累死孩子，挤死补习班。
而那一切问题不都是由“戏院里有人把书垫在屁股底下”开始的吗？如果主试者都能像我女儿的老师，只要超出范围，就算大多数学生都上补习班，都会，也不给分；如果主试者，总是出灵活而实用的题目，当人们发现“补”和“死背”并没什么大好处，不是就都能安安静静“坐下来”，享受一场好戏了吗？
真正要紧的是，只有这样，学子们得到学习的乐趣，因为好学、好奇、好强，主动学习，那学到的东西才能“入于心”；学生的潜能、想像力和创造力也才能发挥。
记得我儿子多年前曾对我说，中文真奇怪，为什么“玩球（play ball）要说“打球”；为什么“玩钢琴（play piano）”要说“弹琴？害他一直都在打、在弹，直到高二才领悟到，打球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赢别人，弹琴的目的不是跟钢琴对抗。玩！让自己快乐才重要！
可不是吗？我们为什么总逼孩子“苦读”，而不让他们自己逼自己“乐读”？
Education是“爱到开心”啊！
我绝不敢说自己的教育方法最好，只能讲我用的是不逼孩子、让孩子自己发挥潜能的“爱的教育”。希望读者在字里行间看到的不只是我与女儿之间的小故事，更能见到我在那些“事件”背后希望表达的东西。
从四年前的《做个快乐读书人》、两年前的《小姐小姐别生气》，到这本书，我都暗自有个目的，就是将美国教育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呈现出来。正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提到女儿学校毕业旅行的规定，希望大家看看其实美国的教育非但不是放任，有时还来得更严格；因为只有在大家守法的条件下，才能谈自由。我也在书中再三提到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当孩子要求自由自主的时候，更应该对家庭和社会负起责任。
我更强调的是，家庭和学校是延伸向社会的，所以既然年轻人到社会上，别人不会为他读书睡觉而关上电视，为考虑他有应酬而不交代事情，他就该学会早早适应在喧闹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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