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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齐思新和佟小娅在草地里缠绵被连长拿手电照到，幸亏当时连长拉肚子，忙于缓解腹中之急，不便纠缠他俩，扬手放了他们。齐思新刚离开那片草地就对佟小娅说：“幸亏咱俩来得早，要是连长拉完了咱们才来，那还不得踩一脚。”
佟小娅皱起眉头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心呀！”
齐思新说：“你慢慢会习惯的。”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洒满月光的楼前。寂静无声的深夜，隐约从草地中传来连长龌龊的声音。
军训中许多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回忆起来别有一番乐趣。
班里有一名头颅硕大的同学，寻遍全营找不到一顶适合他戴的帽子，连长不愿看到衣冠不整的士兵出现在队伍中，便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使劲向这个同学的脑袋套去，嘴里还说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还没见过长你这么大脑袋的人。”连长越说越使劲，结果军帽“呲啦”一声被撑破了，这个同学伸手揉了揉无辜的脑袋。连长说：“算了，你还是去炊事班训练吧，拿个炒菜锅当钢盔戴吧！”
结束一天的训练后，大家还要拿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聚集在操场上，学唱两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再接受营长的思想教育，蚊子成群结队地盘旋在我们头顶，营长告诉我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要放松警惕，大家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时刻保持着对蚊子的警惕，以至于当营长宣布今天的集会到此结束解散时，竟无一人起身离去，大家还全身心地沉浸在对蚊子的警惕中。
夜晚，我们躺在床上，伴着每人每天一个黄色笑话的惯例渐渐进入梦乡，迎接下一个艰辛的一天。我们就是在这些荤笑话中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
我们在床板上以记“正”字的方法来记录度过的每一天，每当床板上的“正”字又多出一个笔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轻松一些。当床板上即将出现五个“正”字的那天晚上，我们如释重负。
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在一片哀叫声中结束，部队的连长、班长给我们送上返校的汽车，大家互相挥手，依依惜别。
汽车驶出基地大门的一刹那，我有一种潸然落泪的感觉。
军训结束的这一天，我回到家中吃晚饭，电话响了，我爸去接，他“喂”了一声后把电话递给我：“找你的。”
我接过话筒一听，是我的前女友韩露，她在学校给我打来电话。
韩露向我讲述了她在学校的情况，说大学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而且北京孩子到外地上学容易受人孤立，她在那个环境里感到弧独，所以总是想起从前的高中生活和同学们，特别是我，她还说特怀念当初我把手放在她胸前的感觉。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爸，好在他正把注意力放在择鱼刺儿上面，没有注意到我的不自然。我把平日从电视上学到的话用来安慰了韩露几句，她居然说我真好，还问我现在把手放到了谁的胸前，我说自从上大学以来，我除了睡觉时习惯性地把手搭在自己的胸口，就是在抱家里的小母猫时会不经意地碰到它小小的乳头。韩露听后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喜悦。
我说，你打的是长途，电话费也挺贵的，我们别拿电话煲粥了。韩露说好吧，我们写信联系吧，于是要走了我在学校的信箱和邮编。
其实我并无特意为韩露节省电话费之意，我是怕黄花鱼在还没凉之前就被我爸一个人独吞了，他现在变得越来越馋，也许这就是他正在衰老的标志之一。
之后的星期二，我收到韩露从上海寄来的信，洋洋洒洒十几页稿纸，至少有五、六千字，我还真不知道她能够写出如此多字。高三的时候，她总为了写篇作文而弄得月经不调，气血两衰，如今她得为这五、六千字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呀，想到这里，我不仅感动了一小下。
信中先是回忆了我俩高中放学后与各回各家前这期间具体的夜晚生活，然后又讲述了她的现实生活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咒骂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把学校说得一无是处，紧接着又展开丰富的联想，描绘了我们下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会在同她热烈拥抱后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入她的怀中，探寻久违的感觉。我觉得她现在的思想是既反动又黄色。
我回信说，我们都在经历着蜕变，切勿因儿女情长耽误学业，青年人应该有健康向上的理想，我们还是早上八点半、九点半的太阳。
我和韩露的罗曼史称得上平淡无奇，我们的结合并非志同道合或两小无猜，而是学习的压力将我们撮合到一起，所以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过多的相互依赖，除了像其他情侣们一样，拉手、拥抱、接吻和仅仅局限于上半身的抚摸外，更多的时间被我们用来学习数理化，以便为将来走遍天下都不怕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屈指可数的几次娱乐也都以不欢而告终。
一次，我和韩露去打台球，台球厅恰巧设在电影院的二层，一扇门与电影院的放映厅相连，走过那扇门，就可以看到影院正在放映的影片。我们去的那次正好赶上放映《红樱桃》，我听说这部电影有一些赤裸的镜头，因此便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台球桌上。我在草率地打完一杆球后，趁韩露打球之际跑进放映厅看上几眼，然后再跑回来打下一杆球，之后，再回到放映厅，韩露对我如此频繁地跑来跑去颇感气愤，却不能对我大动干戈，因为有一次我们约好在某车站见面去吃麦当劳，结果她在来的路上遇到黎明签名售带，为了索取一份黎明的亲笔签名害得我在车站苦苦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正值寒冬季节。
我在不懈努力下，终于看到赤裸镜头的出现，只可惜是后背。这是一个节奏缓慢的长镜头，为此我在放映厅逗留了片刻，当再回到台球厅时，发现韩露已无踪影。
我去找老板结帐，老板说一个女孩刚刚结过，我赶紧下楼去追韩露。
追上韩露后我问：“怎么不打了？”
“你看电影去吧，别理我！”她怏怏不乐地说。
“至于嘛，要不咱俩一块回去看。”
“不去，没心情！”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走。
我就一直在后面跟着韩露回了学校。
后来，我们又打了几次台球，每次一进台球厅，韩露就问老板：“您这儿旁边有电影院吗？”凡是老板说有的，她拽着我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至于我和韩露的亲热也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班上的另几对情侣早已把唧唧我我在公共场所愈演愈烈，我和韩露完全是受了这股不正之风的影响，没有出淤泥而不染，如果我们近墨者没有黑，那么他们就会出言不逊，说我们脱离群众路线，搞歪理邪说，甚至指责我们蜻蜓点水，敷衍塞责，不尊重对方感情，所以我就把颤抖的双手伸向韩露为我敞开的胸怀，当时我并不非常清楚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可以说我和韩露是随着彼此对对方身体的熟悉而渐渐熟悉起来的。当我们超越了拥抱接吻阶段后，才发展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把各种烦恼的事情一一向我倾诉，我除了在语言上安抚她，还要用手拍拍她的脸蛋或隔着裤子拍拍她的小屁股说：“没事儿，别太往心里去。”
韩露听了这话后，就会依偎在我的怀里，将头抵在我的胸口说：“你真好！”
经过两天的休整，我回到学校，开始了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式的生活。
我的宿舍位于一座六十年代五层建筑顶层的阴面，它除了终日不见阳光，还有冬冷夏热、虫吃鼠咬等诸多弊处，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度过大学四年生活的日日夜夜。
窗外就是学校的围墙，尽管一墙之隔，可墙外饭馆的灯火阑珊却同学校食堂的惨淡破败形成鲜明对比，墙外的小卖部有“都宝”和“燕京”出售，墙内却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这堵墙把我们和外界划分开来，校园甬路上出现的是骑着破烂二八自行车的中老年教授和骑着山地车载着女孩的男生，围墙外的街道上奔驰的是外地司机从遥远的地方开来的载重汽车。每当卡车隆隆驶过时，整条马路和围墙还有我们的宿舍都要为之颤抖，这个现象的发现纯属无意。
那一次，早晨八点钟刚过，我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没有去上课，却被一阵床的颤动弄醒，我认为这是杨阳在上铺所致，他没去上课就是为了躲在宿舍手淫，床的颤动正是他的实际行动所带来的结果。为了阻止杨阳继续自我猥琐下去，我重重地翻了个身，提醒他我还在宿舍，震动果真消失了。片刻后，床又开始颤抖，我使劲咳嗽了两声，表示杨阳不应该在此时此地做此事或者即使做此事动作幅度也不要过于猛烈，这是对吓铺的不尊重。颤动确实因为这两声咳嗽又停止了一会儿。在我即将入睡之时，一种突如其来的前所未有的剧烈颤动向我袭来，我大声地打了个哈欠，宛如大梦初醒，以此让杨阳知道我此刻处于清醒状态，该住手时就住手吧，但颤动仍在继续，我无法理解杨阳为何如此顽固地要将此事进行到底，以至近乎于忘我的境界。我无法忍受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我要及时做出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呼唤杨阳的名字，没有反应，震动却更加强烈。我跳下床，向上铺看去，要将杨阳丑陋的一幕记录在目，但我看到的却是叠得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和平坦如镜般的床铺，空空如也的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赤裸着身体，义愤填膺地站在地上。
此时，窗外，一辆辆满载木材的卡车正排着长队隆隆驶过，我恍然大悟。
住在阴面的同学特别渴望住在阳面，并非因为阴面没有阳光普照和时常被马路上的卡车吵醒，而是从阳面宿舍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另一座五层建筑，那就是万众瞩目的女生宿舍楼。住在阳面的男生拥有地利，只待天时与人和。
天时无非就是夜晚掌灯之时或每年盛夏，此时正是女生们脱去衣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