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解读
在鲁迅看来，促进民众的觉醒，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正是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基础性的工作。对此，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写的一篇题为《习惯与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阐述……
也就是说，无论从中国的改革的全局，还是从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鲁迅都是鼓励青年“到民间去”，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的。
但鲁迅提醒年轻人：真实的民间与想象中的“我们的‘民间’”是不一样的；“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也是不一样的。而“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这提醒无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里、从书本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获得正视现实“黑暗的勇猛和毅力”，才会有“新的生命”与新的希望。
鲁迅还提醒“到民间去”的年轻人：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间蕴蓄得“已经够多”的“怨愤”情绪。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其正义性与应该给予同情，都是毋庸怀疑的；但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所以他同时又忧虑着怨愤没有导致“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他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而“历史指示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鲁迅因此对“点火的青年”提出希望——“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
这也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
——钱理群《“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第四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解读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５日《前哨》纪念死者专号，署名Ｌ．Ｓ．同时发表的《柔石小传》也系鲁迅所作未署名。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左联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人遭反动派逮捕，２月７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死者专号，并作文以作纪念，并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左联烈士的鲜血庄严宣告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长歌当哭，也需在痛定之后，而此时血案和青年的鲜血比春天的龙华的桃花还要鲜艳。无疑，此事对于鲁迅的心灵是一个极大极深的创伤，直至１９３３年２月烈士遇害两周年，鲁迅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歌泣警醒，郁积的感情才找到一个小小的突破口。这几年里，鲁迅先生真是左右逢敌，身心交瘁。不光是大报小报上说左翼作家拿着卢布，意欲借国民党之手制左翼作家于死地；１９３０年５月７日《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文坛贰臣传》，恶毒污蔑鲁迅，说他“被共产党屈服”，做了贰臣；甚至有“勇敢的青年”讲鲁迅不光明磊落，认为他没有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
这篇文章简短有力，对于国民党的屠杀作了严正、沉勇的答复，在关键时刻，鲁迅的立场的鲜明可见一斑。
——孔庆东等《解读鲁迅经典》
第四部分宣传与做戏
就是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解读
鲁迅有一篇杂文的题目叫《宣传与做戏》，说外国人论及中国国民性时，常说中国人“善于宣传”，这里的“宣传”其实是“对外说谎”的意思；但鲁迅认为，即使是“说谎”，也还要“有一点影子”，最可怕的是中国所有的是无影的凭空“做戏”，而“这普通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因为“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我们现在是时时刻刻做戏，台上做戏还不够，回到家里，还要“做”成文章，送到报刊上发表：“宣传与做戏”这四个字真是道破了中国的报刊的全部秘密。鲁迅在《伪自由书》里的一篇杂文，对我们在报刊上“日日所见的文章”也有一个十分透辟的分析：这些文章都很“难”读，因为“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