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和一切穷苦同乡表示深厚同情，并耐心教育，指明出路。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信中说明，“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还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他请文运昌带信告慰穷苦乡亲，“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4＇毛泽东这些情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以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为己任，表明了他是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息息相通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联米高扬会谈时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住与工作问题，”＇5＇农村农民的缺吃少穿的问题，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6＇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2）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也以人民的乐为乐。当革命胜利发展、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当看到有些同志有所进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例如，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叫苦不迭，贫苦农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弹冠相庆。毛泽东对此兴奋不已，热情歌颂赞扬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称农民运动“是四十年及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7＇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这期间，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欢乐。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到北京，一路上大家的情绪很活跃，毛泽东也很高兴。在上汽车时，他诙谐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这里说的“进京赶考”，就是指全国胜利进城后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考验。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9＇他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开国大典上，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看作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最大欢乐，把个人的喜悦融合在人民大众的欢乐之中。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毛泽东感到高兴。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篇按语。毛泽东对1955年我国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步，也深感欣慰。六十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西南考察、讲学，大有收益，毛泽东致信表示极为庆幸，还说，华罗庚“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0＇。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喜所乐，所幸所庆，无不与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相关。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进步、欢乐，也就是他的欢乐、喜悦。
毛泽东晚年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时，对马周奏折中的“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1＇。毛泽东对这段引文极为赞赏，逐字加了旁圈，并在此处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毛泽东很重视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以及“必也使百姓安乐”的观点，认为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
人民的苦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社会发展，使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看作是个人的最大快乐。他一生为人类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发展，乐于吃苦，艰苦奋斗，战斗不止，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快乐。尽管他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共产主义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群众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
总之，以人民的苦为己苦，以人民的忧为己忧，以人民的乐为己乐。这是毛泽东衡量苦与乐的根本标准，也是毛泽东苦乐观的核心思想。
勿庸置疑，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苦乐观是带阶级性的。但在特殊情况和特定环境中，苦乐观不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城楼，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这位巨人发出的巨声，震撼着世界，震撼着天下炎黄子孙的心，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荣共乐。这已经超出一个阶级的独乐，而形成除国贼以外的各阶级的同乐。这时的“乐”是带有共性的。大敌当前，当国难日亟，水深火热，苦难日深。这种苦难的现实与感受，不只是一个阶级所独有，除汉奸投降派以外，其它阶级也是有共同的感受的。此种苦难的性质，也是整个民族所有，中国人所共有的，是不带阶级性的。毛泽东提倡和缔造的爱国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基础上。承认苦乐有共同性，不带阶级性的一面，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苦与乐的辩证统一（1）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一切事物，正确地揭示了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也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苦可转化为乐，乐也可转化为苦。人们所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第一，苦中有乐，变苦为乐。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喜悦心情，阐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经历25000里的长征。毛泽东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部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12＇。他在1958年12月还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3＇。这说明红军长征，其行程之远，经历之苦，牺牲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以苦为乐、为荣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4＇，一切艰难困苦，统统不算一回事。那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的一座座高山，只不过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波浪罢了；那横亘在贵州和云南两省之间的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只不过像在大地上滚动的泥丸罢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5＇。毛泽东用“更喜”和“尽开颜”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红军长征这一变苦为乐的伟大史诗。
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感到苦中有乐，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变苦为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觉意识到在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谋求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欢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确实是“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即在苦中；而以艰苦奋斗换来的快乐总是使人难忘艰苦的历程，苦亦在乐中。这也说明，苦与乐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苦乐相生，苦中有乐。我们要自找苦吃，自寻乐趣。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别革命。革命不经过艰苦斗争，又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呢？我们从事任何工作，不经过痛苦的磨炼，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或者艰苦的求知，或者艰苦的生活，怎么可能干出优异成绩呢？世界上没有不费任何气力、不吃一点苦就能办成的事。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社会发展或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由苦转化为乐，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实现向乐的转化。所以，真正的快乐只能由奋斗的艰苦转化而来。
自然，吃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