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就因这一不恰当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苦命的统帅之后花落何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了她以后生活和工作上最大的负担，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战火中的婴啼
就在贺子珍生女儿的这天白天，陈慧清也恰巧生了一个女婴。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出发时，考虑她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休养。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正在此时，党组织决定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以，陈慧清走了几十里路又折转回到了大部队。
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如果孩子在母亲子宫中的位置不佳的话，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现在，这样的危险会很小。在医院里，每个女人生产的同时，还备有手术，如果出现难产，医生会对产妇实施剖腹产，顺利地从母体中取出婴儿。
但在那个时刻，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陈慧清肚子疼得躺在草屋里满炕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难产，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产妇慢慢生吧。
也许婴儿不想再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的境况，迟迟不肯离开母亲的体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
同样，在弥漫的硝烟中，在敌人一路的追杀下，廖似光怀孕仅七个月的婴儿早产了。母亲来不及看孩子一眼，甚至不清楚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被担架员抬起飞也似地走远了。孩子用白布或毛巾包裹，内附一张字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醉卧茅台镇
3月16日，鲁班场胜利后，红军部队开进了茅台镇。这个赤水河东南岸上的小镇，与临江城镇一样，很具特色，建筑物从河边呈阶梯形向坡上发展。也许大凡江河边上的城镇大概都是如此，但这座小镇与其它城镇不同的地方在于，未入城门先闻其香。在雾蒙蒙的空气中，醇厚的酒香随着牛毛般的细雨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女人们只觉得异香飘荡，但最初并未识其为酒香。
茅台镇隶属贵州省仁怀市，有“天下第一酒镇”的美誉，与金沙打鼓、湄潭永兴、遵义鸭溪并称贵州四大商业古镇。清末民初，茅台镇已是黔北重要交通口岸，贵州省三分之二的食盐由此起程运销各地，茅台酒亦由此远销省内外，并逐渐名声大振。
在茅台镇，干部休养连正好驻扎在一个酒厂里，这里的老板和工人早就跑光了。放下背包的女人们，像以往宿营一样，先拿起脸盆去找水洗脚。看到了成排成排的缸口成喇叭形的大陶缸，连盖子都没有，就那样露天敞着，她们还以为是酿酒用的水。早有人走过来，抡起脸盆一舀就是半脸盆，并找个地方坐下来，开始洗脚，边洗边喊着：“好清凉的水哟，洗起脚来真舒服！”
听到喊声，大家纷纷围拢来，凑到缸前一闻，原来，这哪里是水，分明是酒哇。到此时，她们才恍然大悟，早在路上闻到的那异香原为酒香。但这些工农出身的女人，从来没喝过茅台酒，就连这个酒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别提了解它的品质与历史了。于是她们三五一群，有的拿着脸盆，有的拿着杯子，有的拿着碗从那口大缸里舀起酒来。就在那个大院子里，大家擦胳膊、擦腿、擦伤口和洗脚，各自摆开了阵势。有的人甚至来了酒瘾，相互推杯换盏。一时间，“好酒！好酒！”的称赞声不绝于耳。酒对于解除疲乏与伤痛就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又何况是酒中精品茅台酒。
正当大家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恩来带着警卫员来到了院子里，一见有人在用茅台酒擦胳膊洗脚，马上表情严肃了起来，慨叹道：“真是糟踏‘圣人’！”周恩来所说的“圣人”是有典故的。但很少读史书更不喝美酒的女人们并不知道，大家的手脚仍没停下来。
于是，周恩来又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见没有人回应，他接着说：“这是名贵的茅台酒，是我们国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名酒啊！你们这些同志竟用它当洗脚水！”
这一席话，说得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人全都傻了眼。接着，周恩来又给大家讲解了有关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大家不再随便乱动缸里的酒，如果需要，可以用钱买。在女人们的追问下，周恩来还给她们讲起茅台酒在国际上获奖的故事。
1915年，茅台酒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蒸馏白酒，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品牌。伴随着茅台酒的腾飞，茅台镇从此走向世界、闻名中外。
不识茅台酒的故事，只不过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在几年以后，却成了国民党诋毁红军乃“野蛮之师”的口实，这实乃断章取义之举。为此，才有了后来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绝句，以及他到延安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的佳话。
赤水河是一条充满神秘色彩、有着传奇故事的河流，中国工农红军在这座古老的河流上创造的军事奇迹，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