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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盛世危言》（2）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入世入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① 郑观应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一件事，同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关。毛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斋念佛。“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自幼年始，毛泽东也曾迷信过神佛，并且同母亲一道，想将不信佛的父亲“转变过来”。他自己的彻底转变，同韶山私塾来了一位新派教员李漱清有关。这位“过激派”极力反对迷信，劝人把庙宇改为学堂。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李漱清在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同毛泽东共过事，全国解放后，他们还有过书信来往。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1）
有几种出版物谈到，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念书的时候，塾师点读过《纲鉴》和《日知录》。 因为中国并没有一种用“纲鉴”二字作书名的书，于是一些研究者就添上几个字，有写成《了凡纲鉴》的，有写成《纲鉴类纂》的，这样稍加改动，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了。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是他一生学问心得。它的内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 顾炎武十分认真严肃地来写他的这本书，一年工夫只写得十几条。他的学生潘耒请求将这书刻印，他在复信中回答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可见他到老年还在不断补充修订此书。潘耒为此书写的序言说：“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割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富、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谈。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总之，《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而一些依据这一不确切的材料所作的发挥，例如说毛当时受到《日知录》什么影响，受到顾炎武什么影响等等，就不免是一种得不到事实支持的想象了。 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推想起来，大约是最初接触这一材料的人，有关古籍目录的知识不甚充足，不知道有一部叫做《纲鉴易知录》的书，抄写到这个书名的时候，误将它拆成“纲鉴”和“易知录”了，以为是两部书。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书名的书，于是把“易知录”臆改为《日知录》，也不去想一想《日知录》是否适宜作蒙童读本。也有可能是抄成《纲鉴日知录》，同样使人发生误会。于是有的研究者引用时就写作“《纲鉴》和《日知录》”。有些研究者虽然把《纲鉴》写作《了凡纲鉴》之类，可惜，没有想得更深一层，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断定，当年韶山私塾中老师点读的，并不是“《纲鉴》和《日知录》”，而是《纲鉴易知录》。这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正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这位吴先生是一位很高明的编辑大家，他还编选过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文观止》。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3人为此工作了6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①；宋元两朝据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似乎也可算是一部独立的书，依据则是朱国标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纪钞略》。从这些大部头书精选材料，删繁就简，编成这样一部180万字的书，可以想见是很费了一番心血斟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易知录》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大概是这部书，加上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2）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① 很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