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第13部分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①　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书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其实这是一本史论集，重点不在通鉴的原文而在乾隆的御批。用四库馆臣所写“提要”的话来说，这部书的意义是“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的。看来，乾隆出这部书，同他决定修四库全书一样，是清朝整个文化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总之，这是一部宣扬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一金”是多少，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金一立方寸，有的以为是金一斤，有的以为是金二十两，即1。25斤。虽然不能确切地说这是多少，总之可想而知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以致人们都不敢相信，搬一段木头会有这样的重赏。想不到当真给了这样的重赏，这就让人们亲眼看见了并且相信了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这样就为新政的推行作了一项奇特的准备：获取了公众的信任。　　毛泽东是怎样评论这一段史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3）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毛泽东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他曾经以极其浓厚的兴趣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个刊物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系列重要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毛这篇史论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是非常相似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也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就是过去了80年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可以附带说一句，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这个学生：“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约老师阅过此文，一击三叹，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几句，竟是后来应验了的预言。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1）

　　16岁那年，毛泽东第一次离家，走出闭塞的山村，到50里之外去上学。那学堂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是由原来的东山书院改成的新式学堂。经过同父亲的力争，亲友的援助，他才得以成行。这是他为自己创造新的求学环境，也是开始新的人生重要的一步。后来他同斯诺谈起过当年的情形：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①　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晚年还谈到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2｝　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梁启超号任公，毛早年还用子任作过笔名。　　这位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一张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刊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