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1｝！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2｝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人咒为“汤屠”。毛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的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1858—1927）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1895年6月，他向光绪《进呈法国革命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他从几千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据一位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毛泽东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毛“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不但因为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过它，而且在他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此书的影响。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十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①。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同前书，第91页），等等。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康有为的《大同书》（2）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于4月7日经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的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学生之工作》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大同书》说： “贫民归公政府恤养。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第105—106页）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