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楹孟嗪希⑺皆迹衅谙蓿幻蚋尽！保ǖ�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提法，多年之后是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康有为的《大同书》（3）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① 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② 《大同书》在思想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却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严译名著（1）
毛泽东从来不喜欢学校里的一些死板课程，对校规也很反感。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还不如独自看书学习。1912年的下半年，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这个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本名《孟德斯鸠法意》）。 严复（1854—1921），是中国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人，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启蒙思想家。自1896年至1908年，他先后译出西方著作除上述6种外，尚有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和耶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严复不仅对近代的西欧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士、洛克、笛卡儿等都有所研究，就是古代的欧洲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模克里特等，也有相当了解，在其译著中对他们都有深浅不同的介绍。在他留学英国时（1876—1879），正在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是甲午战争后到戊戌政变前这3年，除译述《天演论》等外，还创办天津《国闻报》，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鼓吹变法救亡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他高举西学旗帜，对旧学进行全面地理论批判，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揭出制艺八股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批评洋务派的“新政”，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的汽机兵械，并非西方的“命脉之所在”；他认为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后者即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这就是说，西方的强盛源于学术思想，“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当前的需要首在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民主。他指出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根源即在并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只盲目对之崇信不疑。他以自然科学的朴素唯物观点，强调知识要经过事实的验证；人的主观认识应当符合于客观实际：“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他坚决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他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因此严复成为清末鼓吹变法自强，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民主思想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著作，只能从间接所得，附会于原来所接受的孔孟陆王（包括王夫之）儒家旧学，以倡导反对专制的维新理论。严复于西方学术造诣之高，对西方社会了解之深，当年举国无出其右者，在这一方面，康、梁就显得逊色多了，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他翻译了《天演论》，1889年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 《天演论》是严复译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部分内容的书名。原著1883年才出版，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就是从这一部书开始的。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不疲倦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