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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严译名著（2）
1905年出版的《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头一本讲逻辑学的书。作者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严复的译本只是这讲演绎逻辑的那一半，另外讲归纳逻辑的那一半，因为老来精力不济，没有译出。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颇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读来是很吃力的。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先秦诸子中的“名家”公孙龙子、惠施等人，号称“辩者”，因而严复就借用，把逻辑学译作《名学》。墨子、荀子都研究过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荀子·正名篇》是著名的逻辑著作。可是在晚清时期，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学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自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制传入中国后，旧时的中学多设有“论理学”课程，这是日本人对逻辑学的译名。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也很爱读逻辑学书，是从《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逻辑性。 如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就他在国外见闻中举出许多实例，深有所感地谈到四种迷，即属于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就叫“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推断全体，这就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判断结局，这就叫“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毛泽东在12月的回信中，对这种认识上的错误的指责：感情用事，时间与空间上的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极为欣赏。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这四种错误不属于一般理解的逻辑错误，却反映了毛当年如何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从而发现自己的主观随意和对客观认识不足之处。 又如，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谈到逻辑问题：“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了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了这套丛书之中，那就是这部《穆勒名学》和英国耶劳斯的《名学浅说》。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政治哲学家，他于1748年脱稿的《论法的精神》，是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可说是奠定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他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将政体分为三类：一是共和政体，“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一是君主政体，“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制度”；一是专制政体，“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他认为，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宠，专制政体则基于刑威。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三权分立说，“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立：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别授予不同的人和团体来执掌，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自由和避免弊端。如果“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宪（立法权）政（行政权）刑（司法权）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国群自由云乎哉！”①严复在清朝末年译出此书，对于抨击专制帝制，鼓吹民主共和，有明显的作用。 严译名著八种中，当时最使毛泽东感兴趣的还有《群学肄言》，下面另一节再谈。 多年之后，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严复列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列，可见对他的推重了。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1）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了。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为《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戊戌时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态度却日趋保守，对中国旧学日益推崇。这里指的“新”，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想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译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自这种企图。当时就遭到章太炎的驳斥。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15年9月黎到北京任职之后，毛还同他有书信往来。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见仰慕之深了。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1915年7月15日、20日）。 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