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霞窝浴！�1914年10月23日：“曾文正在营中读书如常，云借此以养心。”1915年3月4日：“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谐谑，亦非余之习惯。”同月12日：“今日看文正咸丰九年十二月日记，兼看同时之家书、家训，于文正为事益为瞭然。惜无书札奏牍耳。” 杨昌济不只是下了一番工夫研读曾国藩的日记，在他自己写的日记中，人们也依稀可见模仿曾国藩的态度，常常可以遇到自我反省的地方。例如，“日内忽忽不乐，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曰小人长戚戚，传曰无忧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戒也。”（1899年8月20日）又如，“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忽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同月24日）又如，“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1914年3月18日）又如，“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之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1914年7月18日）又如，“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1914年9月12日）又如，“中华书局为扩张销路计，请多人签名介绍，余以未见其书，未肯漫然署诺。”（1914年12月19日）又如，“昨日又读斯宾塞《感情论》，英文书字小，有伤目力，惟白昼光明时乃读之，晚间只能读中国书。余思当务为急，余现在教授心理学，则多读此种书，乃余之职务有益者，当少看他书，而以全副精神注之如此。”（1915年3月26日）这些日记，真是处处可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显出一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之徒的形象。正如他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也列入了杨昌济修身课的讲授范围，在他为学生拟定的修身问题中，就有：“曾涤生自课卫生之事，能言之与？”“试言曾涤生教弟之事”。“曾涤生以求阙名斋，何意？”曾国藩的书斋叫“求阙斋”，“阙”就是“缺”，所追求的不是完满无缺，而是有所不足，还有缺陷；也可以发现自己缺点的意思。这种谦虚谨慎态度，杨昌济也是赞赏的。 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看重的学生，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先生对学生的好感，而且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915年4月5日）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也确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4）
杨昌济极其关心时事。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月27日）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5月10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同月27日）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强化斲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49年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以下关于学者自处之法，“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上即出现过的老师的观点。“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关于“贵我”的这一段话，也是《讲堂录》上出现过的：“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唯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主义。”关于“通今”，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时势既变，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