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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1）
在闭塞的乡村没有机会接触到报纸，毛泽东一到长沙，就被报纸所吸引住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是同盟会员于右任办的《民立报》。这是清末鼓吹革命的著名报刊之一。在这上面，他看到了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湖南人黄兴领导的这一次起义有七十二位烈士殉难，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毛泽东激动不已。 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学投军，一个月的饷银是七元，伙食用去两元，再除去一些别的开销，剩下的钱就都用来订阅报纸。回忆这段生活时，他对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从此，读报如同读书一样，成为他一生的嗜好。“不读书，不看报”，后来成了他责备某个很不惬意的部属的特定用语。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一张《湘江日报》，常议论“社会主义”，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于是同一些同学和士兵讨论起社会主义来。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谈到地理科时，主张以地图为中心，同时还和阅读报章杂志联系了起来。信中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从读报要看地图，进而着重地理之学，这大概也是促使他阅读《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大书的原因。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① 周世钊所谈确是可靠的信史。当时长沙出版的几家报纸，毛泽东也都是仔细阅读的，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写到这一情况：“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同学萧植藩（萧三）回忆说：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②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2）
这里说的“二十一条”，是指日本政府为了独占中国提出的一项无理要求。日本政府看到当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顾及亚洲事务，同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需要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日政府以为要挟中国的时机已到，于是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日本在山东、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把已有日资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合办军械厂；给与日本一些铁路的建造权、一些矿山的投资优先权，等等。总之，这简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日本几乎把中国看成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同时也害怕让步太多会激起国人的反对，因此谈判的进展很慢。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6月25日，他寄了一本给友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教育部任教科书编纂处负责人。由于筹安会为首者乃湖南湘潭人杨度，毛泽东担心黎受杨的笼络，于11月9日写信给黎，信中以史迹为鉴，恺切陈词：“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