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人”。难得的是，在众多学生中，杨昌济对毛泽东也最为欣赏。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 据杨昌济好友章士钊回忆，1920年曾接到杨去世前的信，称述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2｝ 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给予学生以良好影响的，还有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中的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也都是关心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绕在杨昌济老师的周围。后来他们和毛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建党以后，他们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党员骨干，并且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这些师友都和毛有着很深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着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还希望结识本校同学之外的有志青年。1915年11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这里指的就是著名的《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这启事的内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应征的五六个人中，有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李立三和罗章龙。罗，在复信中写道：“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他们结识以后来往颇为密切，经常交谈读书心得，交换读书笔记。后来新民学会成立，罗章龙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好学深思的情况，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写的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当年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如杨昌济翻译的《 西洋伦理学史 》讲稿，就工工整整抄了七大本），曾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韶山家中。马日事变后，有族人畏祸，将这些搬到后山烧毁。他幼年的塾师将这一本笔记保存下来。 笔记本共47页，1万余字。前面11页是手抄《 离骚 》和《 九歌 》全文，可见他对楚辞爱好之深。后面36页冠以《 讲堂录 》之名，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科的笔记，当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修身课和上国文课时所记。其内容颇为驳杂，有文字训诂、警句摘录、古人的里籍年代，间或稍加评骘，有几处也记及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笔记中偶有发议论处，现在很难分辨这些究竟是学生本人的意见还是教师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些经过选择而记下的意见大抵是学生所赞同的。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之博，用力之勤，由此还可以窥见当年他所受的影响。 《 讲堂录 》中，孔孟儒家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跟老庄的主要是出世的思想不同，孔孟主要是入世的思想。显然，毛泽东正是怀有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抱负，才对孔孟学说发生兴趣的。例如，他摘录了孟子说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的话；提到了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提到了自许“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等等。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并没有全盘接受孔孟的思想，而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例如，他写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按：见《 论语·卫灵公 》），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谋夫食也。‘志不在温饱’（按：宋代王曾的名言：“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列宁在《 哲学笔记·费尔巴哈〈 宗教本质讲演录 〉一书摘要 》中认为，费尔巴哈提出的道德不是别的，只是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论点，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毛泽东的这些议论显然也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的。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学生时代的毛泽东（5）
《 讲堂录 》中还记有曾国藩的语录：“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记下了曾撰《 圣哲画像记 》中所标举的32个人；以及曾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作文、养生、事亲、居家、立身、做官、行军等项的基本准则。他对曾国藩的赞赏显然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这里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旧时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包括一些有为之士，一般容易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治学、办事、处世、为人的影响。曾国藩一生究心宋明理学，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声称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的道统，因而笼络了一批汉族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曾国藩鼓吹程朱之学，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杨昌济很是推崇，他的著作《 论语类钞 》中，认为曾国藩抓住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一个认真的思想家、哲学家，无不从探究世界的本源入手，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本源是来自精神，还是来自物质？借学校自学的毛泽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为此付出了艰巨的精神劳动，这从现在幸存的另一件实物得到证实。这件实物就是1917年至1918年杨昌济教伦理学所用的课本《 伦理学原理 》（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在这约10万字的课本上，毛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可见他在学习中是何等的专注而深思。泡尔生是19世纪康德派唯心论哲学家，致力于伦理学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的研究。毛泽东的批语，除了少部分是对原书一些章节的提要以及“此语甚精”、“此不然”之类表示是否赞同的短句之外，绝大部分是他发抒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各种见解，以及对原书的批判或引申，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古今中外诸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显示着追求真理和改革国家与社会的精神。 从这些批语中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的杂学庞收，从孔孟程朱陆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现在又加上了康德、叔本华，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佛学的东西｛1｝，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庞杂的混合物。在这里，我们既看见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例如说什么“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也看见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例如说，“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而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这就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了。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朴素的辩证法，例如，《 讲堂录 》有“天下万事，万变不穷”的话；批语中则有“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的话。在谈到中国朝代更迭历史时，有这样的思想：“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这种循环论中，分明显现着对于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认识。但有时又流露出了对于发展观的主观随意性：“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这种说法看来是从佛教哲学中“劫”这一范畴而来的。还有这样一大段：“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否认了任何差别，这就从辩证的思维走向了相对主义，有点类乎庄周的“齐物论”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圣贤豪杰创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这里又是以是否探得“大本大源”来区分上智下愚：“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杨昌济虽奉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却又攀援附会，把古今中西哲学思想冶之于一炉。学生自然也受这种影响。例如在泡尔生论及大人君子义务感情之处，《 批语 》以为“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此外，“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的观点，“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