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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5）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与“悌”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却大讲“军旅”和“刑政”，并称“礼”与“法”，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外王”两途。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并非易事。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① 不过，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或被儒学同化，或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①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6）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② 这里所说的许多“家”和“英雄”、“领袖”，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1｝ 曾国藩钩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2｝ 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