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又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的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问过几次路，问到了县政府。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滚开，叫化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些时候。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决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看到这两位来访者，也很觉惊讶。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让他们两个先去洗了澡，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6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他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两个叫化子又变成了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3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这一路上，他们讨论的题目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关系问题。毛泽东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涵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西水（长江上游涨水，抬高了洞庭湖区水位，叫涨西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毛泽东和萧子升于是放弃了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迳直返回长沙来。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此行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化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捱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毛泽东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离船上岸，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笔者曾简要写到这次“行乞旅游”。根据当年第一师范老同学的回忆，还记有这样一段话：“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就说明了书香子弟与农家子弟的不同本色。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① 这8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平时周末或假日，他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边一些地方，作了半个月的漫游。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1）…（图）
韶山毛泽东故居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由于知道我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之前，特将此书交我一阅。我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此书在我手上只能停留3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化，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我知道此书一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我写出《早年毛泽东》（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1952年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时，我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我作了这样的介绍： 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这本书共约10万字，他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7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限于自己的学力，当时对这些批语的特点，作了这样几点概括，简意如下： 一、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 二、对于原著赞誉对外界的“抵抗”，强调“善恶相竞”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常予以发挥。 三、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要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四、同时又重事实，重现在，尤重实行。 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进化论的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所倡导的进步学说得到的启发，批语中已开始初步掌握了辩证法。 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其特出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在思想上已有新的收获，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20多年之后，我写的这本书的第二版（书名《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80年版），新增加了“思想方向”一章，其中内容主要是详细分析《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主导的思想观点。这项工作是“文革”前在一个下放的偏僻山区做的，那些保存下来的照片，“文革”初期全部被北京来的知情造反派强迫搜走了。此书第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这一章我又作了一些增订。关于《伦理学原理》批语和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现在已出有好几种专著，报刊上有关文章也很多。这里要谈的只是毛泽东当年的读书方法，即他读书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从批语中举一些例子来作说明。 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读书从来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喜欢作批注。他早年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2）…（图）
父兄合影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