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2）…（图）
父兄合影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着重介绍这种读书方法。 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批语道：“殊未必然。”为什么呢？“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善恶生于利害”，就是认为道德并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它的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中。这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比泡尔生有更多的唯物论思想。 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批语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原书在一处地方引述了叔本华的两个意见，一个是“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者也。”批语道：“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这样反驳第一个观点：“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又进一步发挥说：“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对于第二点，反驳说：“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岂不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吗。 毛泽东这时不只是接受了贝克莱的唯心论思想，也接受了人本主义思想。原书中说：“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批语就此发挥说：“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原书中说：“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毛认为“此语甚精”，并写了一段很长很重要的批语，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主导思想：“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这段批语，自是对《新青年》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关于个人之无上价值，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批语中，有更为极端的说法。原书中论到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之非，以及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世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于此批语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①，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第四章“害及恶”的长篇批语中，还有这样一段：“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伦理学原理》批注（3）
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表示了赞同，并且在批语中作了发挥之处很不少；有一些意见，甚至反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 原书说：“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批语对此表示了赞同：“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当时毛不可能看到马克思的这一篇议论，但他能够接受“学皆起于实践”的提法。后来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文题目就是《实践论》。 原书说：“苟有一民族焉，其间人人果有同一之具足生活，则意味索然。且其民族中之各人，性质同，生涯同，而仅仅以某甲某乙为分别，亦复成何民族耶。故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在这几句顶上的批语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这就反映出了毛的辩证法思想。书中说：“吾人所见各人有大同之动作者，徒观其表耳，苟求其内情，则无一不具特性。”对特殊性的极端重视，正是后来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在书头上批上“切论”二字。后来他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对“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共性即包含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作了详尽的阐述。 原书中说：“今日者，诋人类，暴露人类丑恶之方面，为文学界风尚之题目。讦发人类之虚伪粗野，为诗文之任务。此岂人心倾向真理之情状耶？吾人所不敢信也。”又说：“彼艺术新派，所揭为写实主义者，果健全者耶，果有欢迎之价值耶，吾不能无疑。”批语道：“泡氏乃持理想主义者。”似乎不很以泡尔生此说为然。只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解决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时候，似乎流露出了早年从泡尔生书中受到的影响。 原书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批语概括了第一段之大意后，说：“即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 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这大约是毛第一次接触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畅论了一回。 从一些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气质。例如原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这也就是他的诗句所表现的，无限风光在险峰。 泡尔生“是个有辩证法思想的”学者，书中常常显出了辩证的思维。例如，不止一处出现了“且为作用，且为正鹄”这个提法。用现代汉语，这就是说，作为（作用）本身就是目的（正鹄）。毛欣赏这个提法。在批语中说：“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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