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有着《水浒》等书“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报纸上只刊出了两段这样的“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同人们所熟知的他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水浒传》（3）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价《水浒》。 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金圣叹评点。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说法很不一致。以前，人们大抵把一百卷本作祖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余象斗刻本中，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被认为是后加的。金圣叹评点本，尽管自称是得了古本，却仍被认为是“腰斩”了浒》。不过，报载近来罗尔纲教授考订，以为七十回本确是祖本，以后“征四寇”的内容均系后人所加，是歪曲了这部歌颂造反英雄的小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毛泽东批评《水浒》写了投降派，以及宋江投降后去征方腊，则只能看作对续貂者的不满了。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造反派。毛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味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三国演义》（1）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相互之间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魏蜀吴之间60年中，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显然毛最初也是从这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志》是必备的，可见爱好之深。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① 晋代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收入大量史料。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志演义》，篇幅比《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演义》一出，《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山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聂绀弩说：“《三国演义》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为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