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是氧气不足海平面1／3的地方呀。
刘连满伏在岩壁上，等着队友踏上他的肩膀。
屈银华流着泪脱下了高山靴。在那样的海拔高度，脱高山靴就意味着冻伤，但屈银华怕踩伤队友的肩膀，还是义无反顾地脱了下来，可刚放上去一只脚，就滑了下来，鸭绒袜子太滑了。
时间又在无情地滑过，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冻掉了两只脚。
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屈银华又打了两个钢锥。
贡布、王富洲、刘连满都站在了第二台阶上。时间却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个4米高的岩壁耗费了他们整整3个小时。
继续向上走，刘连满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了，走一步摔一跤。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
谁也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还有什么，人类的足迹是在他们脚下延伸的。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离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130米了。
王富洲决定，把刘连满安置在避风的大石头下，等他们回来。为防不测，他们给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还有兜里的几块水果糖。
出发的时候，四个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他们是以诀别的心情告别的。
就是在今天，每每回忆起那个时刻，他们都要泪水奔流。
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8700米的时候，眼前居然站起了一个人。
刘连满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一下子站了起来。
在他的身边，氧气瓶下面压着一张红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
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5．24
刘连满留下的氧气救了三个登顶的队员。
后来，刘连满没有留在登山队，而是回到了家乡，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他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寡言的老人曾经做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
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
1960年的损失是惨重的，多人冻伤、两个人截肢。到1975年再次攀登时，第二台阶成了一个攻关课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架梯子的创意。
现在，北京左安门内大街，中国登山协会的宿舍楼里，还能见到一个铝质梯子，安静地横在楼道里，和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梯子至今还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地方服役。
当年，这样的梯子做了很多，完成这个梯子设计任务的人是罗志升。
进过航校的罗志升当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后勤部长，一提金属梯他马上想到了飞机制造，那该是最轻的材料。1974年的冬天，他找到航天工业部，被推荐去西安的国营红安公司寻求帮助。
把情况和工程师吴根喜一讲，很快有了图纸。按要求梯子的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制作时用了专门做飞机机翼的轻合金挤压型的材料。为了减轻重量，吴工在梯子两侧和横梁上钻了很多洞。
赶制出来的十几副梯子送到了珠峰，它们先在通过冰裂缝和小冰壁时发挥了作用。金属梯被连接4米长时能承重100公斤。
1975年，金属梯成为那一年的焦点。大本营通过望远镜关注着搭建金属梯的每个细节，当金属梯架设起来之后，大本营一片欢呼。
以后，每支队伍到达突击营地后首要任务都是看看第二台阶的梯子是否完好，并且加固绳索。1960年之后，每一个通过这个险关的人都是踩着这个梯子上去的，它的前身，是刘连满架起的人梯。
至今，设计了这个梯子的罗志升家里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登山运动员攀越第二台阶的一个场景，他没有到过那个高度，但他的设计帮助了无数的登山者，他为此自豪。
当然，罗志升肯定没有想到，当年为控制重量而钻出的那些洞挂住了王勇峰的冰爪，他因此而挂在了梯子上。
993年·珠峰·28小时的失踪1993年 珠峰·28小时的失踪（6）
用什么样的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王勇峰的妻子说
王勇峰后来已经无法回忆出挂在梯子上的细节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我一头栽进帐篷，即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任何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反正氧气救了命。
再说成功突击顶峰之后，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了7790米的5号营地，惟独不见王勇峰。
上山前，王勇峰进行了最后一搏的准备，把装备精简到最少，掂了掂报话机，一琢磨：死沉死沉的，也未必有用，干脆丢下。这样，大本营无法联系上他，整个世界也失去了他的音讯。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们整夜未睡，守候消息。
天一开始蒙蒙亮，曾曙生和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就没离开过望远镜。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失踪24小时就意味着雪山有可能留下了她的儿女。可曾曙生就是不相信，王勇峰会回不来了。
北京在等他的消息，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通知家属。
曾曙生死死地盯着望远镜，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当表针指向10点30分的时候，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这个时候，28小时已经过去了。
大本营哭声一片。“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人们哭着，喊着。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王勇峰简直是死而复生。
他身上穿的那个橘红色的羽绒服被他看成是一个幸运的象征，贴了无数块膏药和胶布之后，还是他最钟爱的一件衣服，每年冬天训练攀冰的时候，他都会穿着那件羽绒服。
看到了山上晃动的黑点，人们的心更紧张了。在那样的高度，王勇峰能否安全下撤，成为一个新问题。大本营通知在4号营地等待的马欣祥，迅速上到5号营地，接应王勇峰下山。
4号营地在海拔7028米，5号营地却是在海拔7790米。马欣祥二话没说就出发了，实际上，这已经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了，7790米，是马欣祥1993年登得最高的地方，他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挑战极限，惟一的想法是：把王勇峰接下来，一定让他活着下来。
山上的王勇峰不知道山下的一切悲喜，他集中了全部心力，为了一个目标：安全下撤。他回忆：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决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5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6日下午，刚一出5号营地的帐篷，王勇峰听见有人一声声喊他的名字，以为是自己在幻听。
突然，眼前一个人扑了上来，抱住他大哭起来。
定睛一看，竟然是马欣祥。
“你上来干什么来了？”王勇峰一脸茫然，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会有人上来接他。
马欣祥一听，又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山下的情况讲给王勇峰听，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起来。
直到马欣祥见到王勇峰，大本营才正式通知北京：王勇峰安全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5月6日下午6点了，北京下了一天的雨。
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李致新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站在办公室里直转圈。
庆祝，一定要庆祝。他险些失去这个生死兄弟。
整整一夜，李致新没有睡，和几个朋友枯坐着，忍受着等待的煎熬。
他飞奔出登山协会，急着回家通知和他一样焦急的朋友们，连续两次，他都没有骑上自行车，摔了下来。
他相信自己的朋友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