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摄像机。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
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公里。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
在北京准备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正赶上肯尼亚大选，局势动荡，使馆发来电报：请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到肯尼亚。这十几个字把整个计划改变了。那天，在李致新的办公室，我们趴在地图上开始找：还能怎么去？
当时，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路线有两条，北京——巴黎——达累斯萨拉姆；北京——阿姆斯特丹——达累斯萨拉姆，因为回来要去法国采访登山学校，我们选择了在巴黎转机，巴黎飞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还要在瑞士转一次机。预算又超额了，往返要19236元，而飞内罗毕是16000元。
似乎注定这个旅程要有挫折，12月26日早上，原来准备踏踏实实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的时候，10点钟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法航罢工，如果要坚持当天走，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机场。简直是仓皇出逃的架势，六个人从三个方向集合到了首都机场。
手忙脚乱赶到机场，行李又超重了90公斤。为大家送行的陈尚仁老先生忙得一头大汗。他在登山协会办公室工作，登山队的每次迎来送往都是他忙活，而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也是每站必送。这一次的手忙脚乱让老陈忘了拍照。
四年后，说起这事时，老先生说，每次他俩走都要拍张照片，那时候，不敢说原因，其实是担心他们回不来，留个纪念，从乞力马扎罗开始，山越来越容易了，不拍就不拍了。老先生笑着说出当年的小心眼时，眼睛里满是泪花。
中午12点，ＣＡ933起飞了，飞了一会儿，大家才定下神。也忽然茫然了，前方实在渺茫，第一站是巴黎，之后是瑞士，再以后是达累斯萨拉姆，再以后是乞力马扎罗。无比遥远的起点。
坐在飞机上，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要开始这个体验了？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作为笔者的我，也加入了登山的行列。需要说明的是，我去非洲很是侥幸。
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的记者张伟是我爱人，1996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他们一认识就成了朋友，他很欣赏这两个人，也喜欢登山这个圈子，就把我拉了进来。1997年底，有了这次采访任务，他希望我也能参与这次采访，没想到，李致新特痛快就答应了，只要自己出钱，没有问题。和报社一讲，报社领导说，给你时间；钱，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找爹妈借了几万块钱。当时想，这样很轻松，就当是旅游吧。
当然，后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初衷了，山上经历的一切让我恢复了记者的冲动，下山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写完了一篇通讯，当天传回了报社。
趴在非洲青草上写那篇通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就这样被山征服了，从此，没有离开过一步，接下去的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和我爱人一样，是一个体育记者。
到今天，巴黎于我的记忆也还是灰色的，因为那漫长的等待。
巴黎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我们住在城市的北边，一个新区，叫拉迪方斯，也叫新凯旋门。现在，北京正在建的ＣＢＤ常常和这个地方做比较，它也是巴黎的一个商务区，但比起北京的中心商务区显得冷清了一些。站在新凯旋门下，可以望见老凯旋门。
空旷的街道和连绵的雨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的活动是去附近的超市买食品回来做饭。虽然凡尔赛宫去了，卢浮宫也去了，但大家总是高兴不起来。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提起。也没有谁能说出什么，谁也说不清那个起点会是什么样子。李致新、王勇峰不知道，我们这些连雪山也没见过的人更是连该想点儿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有在圣心教堂那一天，六个人找到了一点快乐。在圣心教堂和艾菲尔铁塔之间有一个小广场，每天傍晚，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溜旱冰，他们从一个30度左右的坡上滑行而下，沿途设置路障，一路蛇行穿越，我们停在了路边做起了观众。他们一遍遍冲下来，跑上去，冲下来，跑上去。塑料路障不断被撞飞，围观的小孩子们极其崇拜地为他们捡回来，重新放好位置。王勇峰很快加入了这个服务队，像那些孩子一样，守着路障，不停感叹：真棒呀！他崇拜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在广场上，我们消磨了不少的时间，那会儿像是忘了身在异乡了，飞驰而下的年轻人让我们忘了很多事，忘了我们遥遥无期的起点，忘了我们在忍受等待之苦，忘了我们不可知的未来。
尽管巴黎的等待之苦刻骨铭心，但比起一年之后在印尼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时的等待又算得上什么呢？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2）
12瓶矿泉水让我们觉得丢人。
看见乞力马扎罗的时候，王勇峰要了啤酒
终于等到飞瑞士的那一天。六个人好像恢复了思维，开始琢磨在巴黎准备点什么。对于非洲的共同认识让我们决定：带矿泉水。法国依云牌矿泉水。这个在国内惟一了解的牌子。为什么带？怕传染病。出发前，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没有能让人放心的，比如艾滋病的泛滥，比如疟疾的横行。饮用水的不洁最让人担心。12月27日，在巴黎还看到一条电视新闻：“坦桑尼亚霍乱严重。”大家的精神顿时紧张起来。于是，我们带了12大瓶矿泉水上了飞机。但在瑞士转机的时候，这些水真让我们觉得丢人。
到非洲，通常是在瑞士、荷兰或德国转机，12月正是非洲的旱季，因而，世界各地去旅游的人很多。登机的队伍里，我们的矿泉水显得很扎眼。别人都是一身轻装，神情轻松的好像是去夏威夷，甚至，我们在队伍里发现了几个月的婴儿。尤其是到了达累斯萨拉姆，看见满街的可口可乐广告，我们发现，对非洲的了解是太少了。
在飞机上，六个人又恢复了沉默。李致新还好一些，王勇峰简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跟他们出来登山我是第一次，这个情绪低落的采访对象一直让我担心自己的工作。但在7个小时之后，我的顾虑烟消云散了。
在飞行了7个小时之后，正是午餐时间，空中小姐说，乞力马扎罗将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大约是说的次数太多了，她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说了出来，她不知道，她的这句话对飞机上的六个中国人有多重要。
我们冲到右舷窗边，每个人占据了一个窗口。李致新的尼康相机，中央电视台的专业摄像机、家用摄像机还有我们各自的傻瓜相机全伺候在窗边。
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安静的出现了。火山口周围白雪覆盖着，清清楚楚地显露出火山口的边缘。
1889年，德国科学家、登山家汉斯·美亚第一次走上这座美丽的山峰开始，无数人领略了它的风采，并且，从这里开始爱上了登山。
我们的起点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它的出现扭转了大局。王勇峰兴奋地大叫起来，在山峰移向飞机后方的时候，他要了啤酒，眼睛亮了，整个人也明朗起来。接着，困扰了我们六个人的忧郁烟消云散了。
实际上，每靠向乞力马扎罗一步，非洲的阳光正慢慢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跟小时候听的相声里说的一样，
非洲兄弟亲热地伸出手来大声叫：“拉非克”
达累斯萨拉姆在大海的边上。有巨大的面包树，有吃不尽的大虾和螃蟹。我们住在商务处接待处，很像国内的机关大院子。带蚊帐的床，有巨大铁窗的高大房间。一楼大厅的墙上还贴着发黄的坦赞铁路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