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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眼前的这位着盛装的达尼族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如何手忙脚乱地拿相机，然后，身经百战般的立在我们身旁，任由我们拍摄。看我们有些怯怯的不敢近身，他主动的几乎是扎进我们怀里，他太矮了，刚到我的肩膀。看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合了影，老人伸出一个手指，示意我们等一会儿。他更惊人的举止是从身后的网袋里拿出了一个将近10厘米长的弯曲动物牙齿，迅速的穿过鼻孔，又拿出身旁的竹子做的弩，装扮好了之后，再次站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可以重新拍照了。
在周围孩子的一片笑声中，我们四个人花费了整一个胶卷在这个达尼族老人身上。当然，老人用他的方式结束了这次突然的会面，他伸出了手，做出点钱的手势，我们顿悟，就是吗，天下哪有不收费的演出。甚至怀疑，在这条土路上，老人是每天要上演的，今天的观众恰巧是四个中国人而已。
这里本来不是一个村子，是寄生在自由港周边的聚集地而已，而真正的达尼人生活的地方要在更深远一些的地方。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5）
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把我们提升了822米
6月21日，我们终于听不到古兰经了。
我们和矿工们挤上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时，云雾正从四周包围过来。
缆车启动前，我们按要求带上了和矿工们一样的安全帽、雨靴以及防辐射的眼镜，工人们无声地看着我们，四周只有缆车的钢缆发出的磨擦声。
这个缆车的缆线长度接近1．6公里，垂直升高的距离是822米。直线般把我们拉起的时候，缆车上的40多个矿工悄然无声。他们大都来自北部高原的山区。他们的家安在普拉边缘的那些简易木屋里。
迅速超越云雾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样快速的上升，高山反应是逃不脱了。
下了缆车，又坐了一段卡车之后，我们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了。
雨总是跟随着我们，上山开始就悄悄地飘起来了，越走越大，最后终于发展成大雨。雨里行走了五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海拔4023米的查亚峰大本营，这时，距离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有8天了。
我们的营地傍着三个高山湖泊，蓝绿色的湖水像纤尘未染的深色翡翠，静静地躺卧在一片片风化岩石中。碎石中只有一些稀疏的草和紫色的小花。向东望去，几个世纪以来时而向前延伸，时而向后退缩的冰川，把山崖悬挂突出的部分都快磨光了。因为雨水多的原因，上面几乎每天会有雪，是松软的雪，使那些冰川看起来毛茸茸的，非常可爱。李致新兴奋地眺望那里说，能滑雪呢。
营地三面环山，山谷下正对着的就是自由港，到了晚上，那里的灯光会把天映亮。周围的山都是严重风化的山包包，扎下营，顺着印尼向导指引的主峰方向，我们试着往里面走去。
十几分钟之后，沿着碎石坡路翻了两个山脊，在一座恢弘的岩石大山前我们惊呆了。
来之前，他们甚至没有一张查亚峰的主峰照片，巨大的绵延不断的灰色立体岩石山耸立在眼前，几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李致新和王勇峰在山脊上冲着山盘腿坐了下来。苍茫的暮色正从四周围拢上来，他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默默地和它聊着，这样看过去，连灰色的岩壁也温情了。
15年了，他俩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这样面对面地和山交谈，15年了，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了把生命互相托付的朋友。
高山反应袭击了每一个人
回到营地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不过才5点钟。坏消息来了，我们的装备还没有上来，山下的背夫在闹罢工。在这里，寻找背夫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不适于高山行走，我们的行装还要分装成15公斤一个的小包他们才肯背，当然，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挣钱机会。到晚上8点钟的情况是：我们四个人只有一条睡袋和随身背上来的东西，一直到晚上9点钟，印尼登山协会的几个人才自己背上来几件行李。
到了大本营，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这支登山队的组成。除了印尼登山协会的5个成员，特种兵阿古斯，喜来登酒店的老板；还有自由港救援队的贝弗利，一个讲一口纯正美式英语，有着美国人名字的印尼小伙子，他是第一次登山。看来，穿过自由港也是有交换条件的，印尼登山协会要给自由港培训人才。
按照印尼登山协会的安排，我们四个人被分成两组。李致新、王勇峰和苏迪、厨师咖喱以及一个瑞士登山爱好者一组，作为第一突击队，他们6月23日突击顶峰，而穆特和厄共带领救援中心的贝弗利以及张伟和我，6月24日登顶。作为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同意了。至于我们两名记者的安排，他们说要根据登顶勘察的情况再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头疼，睡不着觉。印尼队的帐篷里一直有人在喊叫。我们这边只有张伟反应良好，吃得香睡得好，这再次印证了王勇峰的那句话，在高山反应面前，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只是一个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李致新这次的反应最奇怪，直到撤营，他还无法睡觉，在山上的四天里，他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四天体重下降了4公斤。
6月22日，所有人在附近适应性训练一天，并在海拔4200米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过渡营地，留了一些装备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登顶。张伟当天就入住了这个营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其他人从大本营直接出发。
如果谁从查亚峰开始爱上攀岩，那是一点不奇怪的
6月23日凌晨4点，按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准时出发了。
根据印尼方面提供的资料，一般的攀登者需要用十一二个小时登顶，按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实力，6到8个小时不成问题。由于午后有雨，会给下撤带来困难，因此按照惯例出发都在凌晨。
这一天的天气出奇的晴好。刮了一夜的风之后，满天星斗，甚至不用头灯就能辨认灰白色的小径。
其实，按照准备情况看，这一天是无论如何也不适于登顶的。首先是技术装备没有运到大本营。印尼登山协会和挑夫没有协商好，全队的2／3装备还在山下。王勇峰居然没有自己的睡袋和安全带。但印尼方面却打了包票，说上面根本用不到那些技术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队坚持要带的一条50米的绳子都是多余的。实际上，这种轻率的态度为后来的突顶和下撤带来无穷的后患。
另一个不适于登顶的原因还体现在运输上。从矿区到大本营的5个小时是雨中行军，张伟只贴身带了一台摄像机和两盘磁带两块电池，其余的装备全部被用塑料布里三层外三层的装了箱，但在大本营等了两天，这只箱子也没有上来，手头的电池已经用完了。这意味着：七大洲最后一站将没有登顶的画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遗憾。
尽管如此，李致新和王勇峰还是出发了，因为天气太好了。天气是登山中的重中之重，况且，他们轻易也不愿意更改计划。
比起以往攀登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这次突击顶峰带上了铱星电话，虽然铱星电话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这次活动中却充分发挥了作用，无论是在营地还是在顶峰，它的信号都极其清晰，只是每隔5分钟，信号会消失一瞬间，我们都戏称它有高山反应。这是第一次，李致新和王勇峰在顶峰上向北京报告登顶的消息。回北京后不久，因为使用率不高，铱星公司放弃了这个系统，七大洲的第一次就这么成为了历史。
在晨曦中，李致新和王勇峰到了1号营地。
1号营地就在攀登的起点处，海拔和大本营区别不大，更像一个过渡营地。只需从1号营地沿碎石坡走上几十米，山势就陡然直升起来。站在这里，把头仰成90度可以看到那灰色岩壁的顶端以及顶峰，正对着的岩壁至少有600米。每日不断泻下的雨水、山溪把近80度的倾斜岩面雕凿出一道道锯齿形的裂隙，为密布的青苔提供了理想的落足之地。那岩面上被急流磨蚀的一条条水痕，绵延不绝，一直连到峰顶。用恢弘壮美形容查亚是不过分的。
李致新和王勇峰从1992年开始已经很少攀岩了，但这个独特而奇美的岩石山再次勾起了攀爬的冲动。说实话，如果谁从查亚峰开始爱上攀岩那是一点不奇怪的。这里的灰岩中含有丰富的石英，经雨水冲刷之后，石英裸露出来，具有极大的摩擦力，每一次踏出脚去都是一个牢固的支点，手上也是如此，雨水把灰岩冲刷成条、洞、棱，那支点是丰富而多变幻的，那种攀爬的感觉极其美妙。因此，在后来6月25日记者攀升到4700米被命令下撤时，心情是极其失落的。
6月23日清晨5点半，李致新和王勇峰就是在这样的愉悦攀岩中开始七大洲最后一站的冲击的。这个时候，晨曦照耀着锥形顶峰，熠熠闪光，引导着人们向上、向上。
印度尼西亚人把它叫做彭凯克查亚，即胜利之峰。位于岛的中西部，澳洲最高峰。西方人最了解它的是荷兰探险家简·喀斯特斯，并以此人的名字命名此山。
1962年希里查· 汉里首次登上了这座山，他写的书《我来自石器时代》告诉了我们关于攀登查亚和这个地区的情况以及他和达尼人在那里生活一年的经历。这座遥远的神秘的山对登山者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植被从热带到寒带的变化以及远古人类生活的变迁。查亚峰的登山路线是先沿着山脊走，然后翻过约500米的岩壁，最后沿着起伏的山脊走半公里之后就到达顶峰。
最难攀登的是一个20米深的裂缝，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