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米的岩壁，最后沿着起伏的山脊走半公里之后就到达顶峰。
最难攀登的是一个20米深的裂缝，这个地方要固定绳索，用下降器下降，回来时用上升器上升，山虽然很陡，但用下降器的地方不是很多，因为整个岩石很坚硬，给攀登者提供了很好的摩擦力。
岩壁攀登者最难的地段为5．8级，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要求攀登者有基本的攀登技术和熟练使用上升器的技术。陡峭的地段必须固定绳索，是保证安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白天的温度是摄氏22度到32度，晚上12度。如果下午有雨，气温会降下来，接近查亚峰的时候山口气候多变，并且有下雪的可能。在接近顶峰的地方，温差在摄氏28—60度，一般是早晨晴空万里，午后有雨，大风也经常可见。截止到1994年、1995年，已经有18个人登顶。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6）
闯过第一个难关之后，李致新发火了
在愉悦的攀登中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没有出发时的愉快了，持续不断的攀岩极大地消耗着体力，最关键的是，装备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上升的速度。
出发前，据苏迪介绍，英国人曾在5月刚刚来过，山上有他们留下的绳子，尽管用别人的绳子是登山最大的忌讳，但装备不足只有用此下策了。而实际上，他们在山上连个新绳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利用的只有起步时的200米布满接头的绳子。李致新说，按查亚峰的情况，以中国人的登山习惯，至少要架设1000米的绳子，可第一突击队6名队员只有一条50米的绳子，倒来倒去，极其消耗体力浪费时间，并且6个人中还有两名新手，不要说修路了，连一些基本技术都不懂，完全是李致新和王勇峰修路、保护，领他们上山。
登查亚峰的第一个难关是一个20米宽的裂缝，从海拔4700米的地方望上去，云雾中一个“Ｖ”字清晰可见。这个“Ｖ”字下端是深不见底的裂缝。跨越这个裂缝只有先顺着一侧下降，下降到一个2米多宽的位置后跳过去，李致新说，跳的时候不能往下看，那样会丧失跳的勇气，但又不能闭着眼睛跳，因为跳的同时要抓住对面的岩石。
通过第一难关6个人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跨越之后横切的200多米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道路。苏迪只在1995年来过一次，找第一难关时就已经在路上浪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12点了，比预计登顶的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居然还在找路！
李致新发火了，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苏迪及他的伙伴的轻率态度，并且提供了一系列错误信息，在山上，错误不仅仅意味着失败，更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在如此需要攀登技术和装备的山上，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安全带，一个上升器，一个下降器，两个铁锁。当他们在山上用一条50米的绳子倒来倒去的时候，从北京带来的几十公斤重的技术装备还静静地躺在山下呢，一直到他们登顶后撤回才运到大本营。
李致新发火是不无道理的，一天之后，6月25日，第二组冲击顶峰时装备的不足险些造成不幸。
那天一直到深夜，也没有见到穆特他们登顶返回的身影，厨师咖喱守着一帐篷的沙拉、牛肉欲哭无泪。
那天下午1点30分左右，山上曾传来一声惊呼，只有一声，大家不约而同的说：登顶了。按李致新、王勇峰登顶的时间推测，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在顶峰上。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跨越那个Ｖ字裂缝时耽误了时间，下午5点才登达顶峰，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根本寻找不到下山的路，整个夜晚是在岩石缝里抱做一团度过的。在查亚峰的攀登历史上是有过登山者遇难记录的，曾有两个印尼人冻死在山上，原因就是下山时食物和衣服不充足。顶峰最冷的时候温度可达零下摄氏10度。如果人的体温降到了34度以下，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岩石缝里，在零下摄氏4度的风雨中，穆特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等待天亮，直到清晨，听到阿古斯的枪声，他们才看到了希望。第一次登山的贝弗利说，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而在山下，等待撤营的李致新和王勇峰把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北京指示：第一，推迟撤营计划；第二，积极投入救援工作。
看着闷不作声的苏迪，王勇峰自言自语了一句：“为什么还不通知救援中心呢？”
上山前，我们曾参观过自由港矿区的救援中心，这个中心有6个分中心，42个救援人员都是美国人培训的。他们的装备绝对一流：高能量食品，每袋418克，够一个人用六天的。但那些装备太新了，会让人担心他们是否会使用。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有三架直升机。王勇峰说：“让直升机在山上绕一绕，也让困在山里的人心理有个安慰呀！”当然，他忽略了一个问题：直升机一来就是15000美金的代价。
那个晚上是极其难熬的，王勇峰坐在炊事帐篷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燃蜡烛，摇曳的烛光指引他们返回的路线。
还好，第二天早晨7点准备出发的时候，山上传来了穆特的喊声，他们回来了。
从李致新和王勇峰出发开始，我和张伟就像两截木头望着山上发呆。此刻的过渡营地和1998年的突击营地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1998年，在乞力马扎罗，李致新和王勇峰向顶峰发起冲击的时候，我们开始下撤，当时就想，快点走，他们那么快，登了顶再追上我们可就太丢人了。
到了3号营地，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看见他们的身影，就钻帐篷睡觉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他俩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跑出去一看，两个人一身狼狈正四处找我们呢。我们肯定没有想到，3年没下雪的乞力马扎罗也会有暴风雪，更没有想到，他们险些迷失下山的路。王勇峰带着嗔怪的语气说：“我们一到突击营地就四处找你们，连个影都没有，你们也不怕我们丢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对于雪山，没有任何的概念，对于攀登，更没有任何的感受。
但这次不同了，我们的行装中出现了“金嗓子喉宝”，这是王勇峰每次登山必备的。我们已经是一个队伍一个集体了，这是与1998年最大的不同。我们也了解了，这两个人居然都是平足，属于最不适合长途行走的人，他们也都有痔疮，登山队员的通病。在山上，别人忍受头疼的时候，他们还要承受难言之隐。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应该说，从他们身体条件来说，他们都不是天生的登山材料，在登山运动中，他们究竟在哪方面优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想来想去，他们的忍耐力是最为超人的。
就像美国一位作家所言，那些能够站在高山之上的人有三个共同点：自信心、大决心以及忍耐力。
坐在印度尼西亚依利安高原上，任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走。但我们的耳朵不放过山上的任何一个声响。直到两点，大雨如期而至，雨声淹没了所有的声响，包括风穿过灰色山峰的声音。
王勇峰简直不敢相信顶峰就在眼前了，还差几步走上去的时候李致新哭了
中午12点，他们又翻越一个20米多高的陡壁，之后是在山脊上一起一伏的行走。李致新说那山简直是用大片石垒起来的，无数个石尖无规则的竖立着，四周的云雾围拢上来之后，必须仔细辨认路，否则便是直线下降，降到不知何处去。
在这样的山脊中走到下午1点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50米的直壁前，这就是那个有名的5．9级难度的岩壁，来之前，对这个山的了解除了海拔就是这个岩壁，每个登过查亚峰的人都会提到它。互相保护之下，他们越了过去。随后是五六十米的冰雪和岩石混合地形。
即使是混合地形也不用担心脚下失足，因为气候的原因，冰雪是极其松软的，手依旧可以抓牢，脚依旧可以踩实，身体以80度的倾斜横移。下撤后，回忆那段横移，李致新说太像珠峰的第二台阶了，也是岩石上覆盖着雪，但又那么不同，这里的雪一触即化。
大约是13点20分的时候，一直埋着头走在最后的王勇峰听见李致新在喊：“快点上来。”抬头看去，他们正坐在一个石头尖上，王勇峰心想：要是顶峰就好了。他已经不敢相信顶峰就在眼前了，因为这个时刻来得太磨人了，相似的山脊走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岩壁翻了一个又一个，找主峰找得让人心殚力竭了。李致新又喊：“快上来拍照。”王勇峰这才惊醒：顶峰真的在眼前了。这时候，周围的能见度只有15米。
顶峰是由犬牙交错的岩石塔尖一层层垒起来的，并排屹立在山脊上，很难辨认出它们究竟哪一个该是老大，好在离得不远，相距十几米。拍照的时候，李致新在镜头里找到了真正的顶峰，上面有一个金属纪念牌，它提醒着人们1981年的一桩事件：当时印尼一个登山爱好者向下滑降的时候坠下了山崖。它警告着人们，登顶只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安全下撤了才叫成功。
在离这三个塔尖还有几步的时候，李致新哭了。以前每一次在展开五星红旗的那一刻他都会落泪，这一次也一样，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再走几步便可以为11年的奋斗画上一个句号了，但这几步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11年的风雨，11年，他和王勇峰相伴相随，从青年走到中年，只为一个目标：把五星红旗展开在七大洲的最高峰上。
当地时间13点25分，北京时间12点25分，李致新拨通了铱星电话，中国登山协会办公室里铃声刚响了一声，协会主席曾曙生立即抓起了电话，这个经历了李致新和王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