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5月，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12月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日本战败后，盟军当局理所当然地将德富苏峰列为“A级战犯”（最严重的战犯）嫌疑人将其拘禁于自宅内，等候处分。但1947年后，由于“冷战”状态的形成和美国的基本政策的变化，对日本战犯的惩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使其完全获得了自由，并继续写完他的《近世日本国民史》。
与德富苏峰同属于民友社的学者、评论家竹越与三郎（竹越三叉，1865～1950）几乎同时出版了题为《支那论》（1894年8月民友社）的小册子，也极力鼓吹对中国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与德富苏峰的“膨胀论”一唱一和。竹越与三郎在《题〈支那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如今我陆军以横扫牙山之兵，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打胜，逼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的日子，决不会遥远了。
此时，国民惟陶醉于胜利之中，但是要问为什么要征讨清国？人们至多只能回答：清国妨碍朝鲜独立之事业，所以要征伐它。但是日本国民必须征伐清国的理由，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不过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出师的机会。得到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天职，亦为了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之长久大计，必须征伐清国。本书虽为一小册子，却要代日本国民言其所欲言，阐明其不能言者也。
因此，《支那论》实际上是“征伐支那论”，也是一份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全书分十章逐一论述了为什么必须征伐中国，怎样征伐。竹越与三郎说，从政治与地理上看，现在天下大势已变，作为偏僻小国的日本必须“展开与大陆接近的大运动”，向外寻求扩张，因此小日本必须变成“大日本”；而日本在对外扩张中的最大忧患，不在欧美而在清国。我们要建立大日本，而清国却要妨碍我们这个大运动。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清国具有侵略的、山贼的性质”，其国民一旦自负其“大”的时候，对邻国也最危险，而其自负，如今已达到了顶点，成为“大日本”的绊脚石。而且，竹越与三郎引用英国威兹尔将军的话说，“未来可以将世界淹没的人种只有支那人”。支那这个国家政治上无能，人数上却占优势，“大日本”的威胁当然来自他们。竹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日本应与支那结盟以抵挡西洋人，维护东亚和平，这简直是荒谬无稽的看法，在他看来搞什么“日清同盟”，只不过增加了清国的权力。要搞同盟，日本毋宁与英俄法三国搞同盟，以便登上世界舞台，日本不但不能与清国搞什么同盟，而且一定要与它兵戎相见。竹越称：“不动兵就不能震慑清国人”，“传播文明于世界，正如古希腊所做的那样，是我国的天职，而首先要将文明传到支那去，就必须借助兵火之光，以醒其目，别无他途”。他进一步提出，日本战胜后，一定要多多索取清国的“赔款”，因为需要“以赔款来供养我们的战斗力”……竹越与三郎的上述言论，与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文化界的主流言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膨胀论”的一种展开和补充。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支那分割论”（1）
“支那分割论”是日本侵华理论的另一种形态。所谓“支那分割”，在日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分割支那”，即由日本主动将中国分割；另一个意思是“支那被分割”，即认为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中四分五裂，成为列强的属地。
图10《支那分割论》目录页书影
关于第一层意思，早在明治维新的六七年后，就有人明确提出日本应将中国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这个观点是1873年4月由江藤新平（1834～1874）在《支那南北两分论》中提出来的。江藤新平是明治维新功臣之一，曾在明治政府中任副议长、司法卿等高官，一贯主张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侵略。他曾与另一个明治维新元老西乡信纲一起鼓吹“征韩”（立即出兵侵入韩国），后因西乡在政治派别斗争（西南战争）中兵败身亡，江藤也被贬谪解甲归田，成为在野人士。而也恰在被贬回佐贺老家后，江藤新平进一步将“征韩论”发展为侵略中国的“支那南北两分论”，并在周围同道中进行宣传。不久，江藤因参与策划反政府的叛乱被捕并被处死。江藤新平至死仍念念不忘实施他的“支那南北两分”的侵华计划，在狱中赋一首汉诗曰：“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江藤新平在《支那南北两分论》中认为，中国虽然版图很大，但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了，现在应该乘朝鲜与日本发生外交纠纷之机，联合俄国将中国瓜分掉。瓜分后中国北部让给俄国，南部归日本所有，然后待时机成熟，再驱逐俄国，整个中国全归日本，届时“圣天子（指日本明治天皇）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可见，在江藤的计划中，“南北两分”只是手段，而目的是由日本占领整个中国。
江藤新平的“支那南北两分论”并进而占领整个中国的狂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牵制而一时难以实现。二十多年后，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江藤的联俄计划归为泡影。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割据，在20世纪初的若干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陷入了一时的混乱，日本及西方列强趁机加紧瓜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侵华理论又有了新的形态，就是主张在列强的中国瓜分中，日本要攫取尽可能多的领土与权益，这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支那分割论”。其代表作有两种，一种是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种是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
先说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
该书出版于1911年10月，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一部以讨论“支那分割”问题为中心的论文集，由二图11《支那分割之运命》
中译本书影十多篇文章组成。作者中岛端身份如何，现难以查考，但从行文中可以推断，他是一个学者，也是非官方人士，来过中国，且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了解。《支那分割之运命》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抱有深深的疑惑。他把清帝的覆亡看成是中国的“亡国”，而对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度，颇不以为然。对袁世凯能否容忍共和，孙中山能否与袁世凯合作，深表怀疑。因此，该书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国国内有关人士的警觉。当时天津的北洋法政学会很快把它译成了中文（文言文）出版，并向各省发行。译者在每节译文后头（有时夹在译文中间）加一段“译者曰”即按语，对文中观点进行批驳，为补按语之不足，还做了不少眉批。译本名称也相应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中岛端断言：“支那人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因而共和制在中国必定失败。他写道：
支那人既不知革命之不可已，又不知专制之不可不改。而革命已成，专制已倾矣。今也袁世凯为大总统矣，临时政府俨然组织矣，共和民国之基础将益牢固矣。此后新政之推行，更为显著者，盖智愚之所同声也。然余敢重断之曰：万万无是理也。纵令一时袭取共和之皮相，不久亦终于颠覆而已。盖支那民族，绝对无共和国民之资格也。何以言之？支那国民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故也。夫政治非空论之问题，而实际之事业也，无历史之政治者，犹如无根本之树木，且不得望其永久维持，而况发达乎？
夫支那民族……有绝无共和之素养。盖共和政体，为各种政体中之至难者，非人文程度最高之国，不易实行。（《〈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36页）
中岛端认为中国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早晚要被推翻，而推翻了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共和制也肯定长久不了。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支那分割论”（2）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
既然君主专制被推翻了，共和制也不能长久，那么中国今后的命运自然就清楚了，那就是中岛端努力要推导出的结论，即：“支那分割的命运”不可避免。他说：“余敢断言曰：各省份分裂而已，列强分割而已，五胡十六国再现而已。”他认为，实际上支那已经被分割，蒙古活佛已宣布独立，西藏也在动摇中，支那必被分割。“支那被分割，无待二三年之后矣。”他指出，现在英美德法俄都在分割中国，列强已签订的保全支那的条约，其实是一纸空文，全无约束力。
中岛端做出这样的预言和结论，用心十分昭然，那就是：日本不能坐视白人列强来分割中国，中国是亚洲的中国，中国是日本的中国。由此，他提出了所谓“东亚之门罗主义”，认为美国人的门罗主义坚持美洲的事惟有美洲人自己解决，不容外人置喙，“余辈亦谓亚细亚之事，惟亚洲人处理之，何须欧美人之干涉耶？”在中岛端看来，假如中国被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