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樽井认为，“合纵”应该以日本为主导，因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成了先进国家。而清国则不然，樽井在《汉土情况》一章中，列举了“支那”的九条坏处，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与西方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开了一个“恶例”；而“我国欲除此恶例，使我同种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顾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让香港，使英国人有了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必殃及东方各国；清廷屈服俄国压力，使俄国势力侵入黑龙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鲜增添了北方的忧患；清廷将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法国，使法国人得以利用越南与东方同种各国为敌；清廷没有对缅甸采取应有的怀柔措施，致使缅甸为英国人所据；清国盗贼横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鸦片，女人愿裹小脚，思想拘束，学问不长进……如此等等。总之，他认为清国惰弱顽钝已成积习，一旦为白人所据，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国长计，在使其不足恃者为足恃……大东合邦，清国有益无害……日韩致盛大，则是为清国之强援也”。在他看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以日本为盟主，建立“大东国”，对清国和朝鲜都有好处。樽井强调“大东合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入侵，在《世态变迁》（上）中，他说：“今日百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赢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他强调，现在是世界剧烈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且竞争剧，则优胜劣败亦甚速。犹春秋之列国，遂为七雄，七雄亦不久，遂为秦。呜呼，东亚诸国不讲使彼不得为秦之策，则彼遂为秦矣”。
樽井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维新前上述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论，相反，却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它与佐藤信渊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但它比起佐藤的理论，更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他的建立东亚强盛国家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观点，对后来日本的侵华理论影响甚大。樽井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理论主张，都与“大东合邦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东合邦论》初版本出版约十年后，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先后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冈仓天心曾广泛游历中国、西洋和印度，精通英文，他对西洋近代文明的特性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西洋白人早晚要独霸世界，而亚洲人必须连为一体，方能保证亚洲的独立。因此他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开首第一句话就是“亚洲是一个”（意即“亚洲是一个整体”）。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在亚洲，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他亦称为“支那”）、印度等其他各国都不行。为什么呢？在他看来，能够把东洋文明的优良传统保留下来的只有日本。而在“支那”，由于外族入侵、由于暴民起义、由于不断改朝换代，已经把东洋文明丢光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并能将东洋文化发扬光大。因此，日本天然地应该成为统一后的亚洲的指导者。冈仓天心的这些主张与樽井的“大东合邦”在基本精神上一脉相承，都是近代日本“大亚细亚理论”中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述形态，但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显然比樽井的“大东合邦论”更显示出日本要成为亚洲“盟主”的姿态。
二、《大亚细亚主义论》：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
进入日本大正年间、也就是中国的民国时代之后，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政局的急剧动荡，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侵华性质更为露骨地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堪称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和集大成。
小寺谦吉（1877～1949），大地主、政客，曾留学美国。1908年起六次任众议员。1946年任日本新闻社社长，1947年任神户市市长。1916年（日本大正五年）11月，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由东京宝文馆出版。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3）
《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长达1272页。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写道：“奇哉！在统驭或压倒亚细亚的欧罗巴，却叫嚣‘黄祸论’，而受白色人种政府威胁的有色人种，却少有叫喊‘白祸’者。黄祸早已成为梦呓，而白祸却是事实。”这一开场白就明白地表示出，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以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对立这一种族主义立场来进行其理论建构的。在“绪论”中，小寺将所谓“支那”问题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这关系到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太平洋是日本的肝脏，同时也是美国的胃腑，其制海权的解决，已经使深谋远虑的两国政治家备感忧心，最后的胜利者，当然属于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国家，此乃自然之理。日本在人种、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在对支那关系上有特殊优势。相反，美国与日本竞争的惟一的东西就在资本，在于它利用丰厚的资本一步步地实现其目的，这一点不难预料。因而支那问题就有了太平洋问题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所谓对华政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小寺的这番话又表明，他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而争夺的对象实际就是中国。因此，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反复强调日本如何在“人种、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对华关系上占有优势。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作为亚细亚旧文明发源地的支那与新文明先觉者的日本要事业协同。倘若日本依托支那，利用其经济资源，支那依靠日本在政治上受益，那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亚细亚主义的第一步。”
《大亚细亚主义论》共有五章。其中，第一章《欧洲大战的教训》，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大战将国际公法和国际道德破坏殆尽，不存在也不可依赖所谓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在现在的情况下，“和平主义是现代的空想”，“绝对和平不可能”；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家的生存依靠的就是实力，依靠的是奉行“良兵良民主义”；实力包含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而日本要自给自足，增加实力，首先就是要繁殖人口，因而日本在“满鲜”（即满洲和朝鲜）的“开拓”对于日本人口的繁衍和国民素质的改善十分重要；同时，物质上的自足是当务之急，必须增加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现在需要进口的面粉、肥料、棉花、羊毛及毛纺织品，都要实现自足；还要拥有独立的武器生产能力，但日本的制铁业缺乏铁矿资源，作为能源的石油也依靠进口。因此，在这些方面日本都需要强化与支那的关系。这是“亚细亚主义的基础”。在这一章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中，明显地流露出小寺对日本在人口、能源方面的忧虑，也就再次显示出了他在序言中所强调的“日本依托支那、利用其经济资源”的良苦用心。
第二章是《列国对于支那的政策》，分析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对“支那”（中国）的政策，认为这些国家的总体政策是瓜分支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确立“指导支那、并保全其领土的断然的外交政策”。他声称：“日本是亚细亚文明的传承者”，“支那与日本是一个民族的双生儿”，所以“有保护支那的充分理由”，并说：“日本在大陆建立立脚之地，并不是侵略支那领土，而是在巩固本国防卫的同时，有助于支那的保全，为的是保障东亚永久的和平。”为什么日本有权力在中国建立“立脚之地”呢？小寺谦吉写道：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当时，俄国以锐不可当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止（俄国），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而战后日本之所以继承了俄国的权力，把满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理由不外是：（1） 对于将来列强的势力入侵，支那的势力不足以防遏；（2） 既然日本承担了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就有必要在大陆建立立脚地，以保持与其它强国的均势；（3） 要保护作为战胜国的所获得的铁路、港口的经营及其它权利。当年与朝鲜合并，其目的也是因朝鲜没有自立能力，而且朝鲜反复无常、幼稚的对外思想一直是东亚和平的危险因素，就只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以永远断绝纷争。也就是说，现在日本在满鲜的政治地位，不是目的之表现，而是由其他的目的所产生的结果。（《大亚细亚主义论》第240～241页）
对于日本占领台湾，小寺也以同样的逻辑辩解说：在列强觊觎中国沿海的情况下，“一旦台湾为这些强国所据，那么黄海、渤海、日本海一下子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了，太平洋的海权就势必为列强所支配。而日本占领台湾，就除去了这种危险，保住了太平洋的均势。这一切都出于保卫东亚和平的目的，哪里是乘支那衰弱而侵夺其领土呢？”他强调，日本要“保全支那”，目的与其他列强是不同的，而是认识到“支那的灭亡与全体黄色人种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