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谓的“保全”或“领土保全”，完全不是字面意思所显示的，既不是“保”，也不是“全”。小寺谦吉竟“创造性地”把完整的中国领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内地，另一部分是“外藩”，他写道：
曾作为大支那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外蒙古、西藏，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支那的政治的羁绊，成为自治国。前者在俄国的保护之下，后者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支那的主权已经达不到这些藩部，只是名义上的……支那只拥有宗主权的空名，而不是蒙古和西藏的统治者……事实上这些外藩部已经失去了保全之实，要保全它们，不合事实。（《大亚细亚主义论》第1099～1100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6）
在小寺看来，外蒙古、西藏由于已经处在了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就成了“外藩部”，到此，他才把其“领土保全”的独特含义挑明——
所谓领土保全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力不能保全领土的国家，依靠外力遏止行将灭亡的颓势，而并非恢复已经丧失的东西，或者解除已经接受了的主权限制。因而，所谓领土保全，当然必须把这些外藩部除外，像满洲、内蒙古按照这一基准都应该除外，这是自然的运命。（《大亚细亚主义论》第1100～1101页）
按照他的界定，“支那”可以“保全”的“只是本部十八省，而外藩部不能包括在内”。
到这里，我们完全明白了，小寺在前头所讲的日本帮助“支那”免于西方列强“分割”云云，不过是一块侵略中国的遮羞布，不过是日本和列强一起瓜分中国，确立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词罢了。所以，一方面他痛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而另一方面却欣然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已得到的一切——
现在，支那对于满洲来说，只是一个地图上的主人公罢了。这是自然之势。并且满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是列国一致承认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第1101页）
这种前后的相互矛盾，不过是为了日本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也能得到列强的“承认”。他甚至还进一步无耻地罗列日本侵占满洲的理由，认为“支那”太大，而满洲那块地方土地蛮荒，民族不合，土匪盛行，是个是非灾祸之地；“支那的统治在外藩部不受欢迎”，而把满洲给日本，则对“支那”却是一个好事，“从支那内政上说，卸去了一个负担，免除了统治上的一个祸根，对外则可避免与比邻强国的冲突，避免外患，不必动用‘冗兵’，也能节省不少的不必要的财政费用，从而得以把精力集中于自国本土的改革振兴”，因此对“支那”有益无害；还说这样一来，“就好像一个人体，不切除患部，就会加重病情，祸及全身，最终失掉性命，故名医勇于对患部做切除手术。同样，割掉生了疾患的地方，以集中精力统一、改善本部十八省，以避免国家危亡，是支那聪明的政治家应该采取的手段”。他反复强调说：
……支那断然放弃满洲，彻底清理造成日支两国隔阂的一切问题，使两国真正唇齿辐车相依，理想的事情莫过于此。盖以支那衰弱到今日地步，若勉强支撑全土，甚至连一个省都保不住。相反，要使支那恢复实力，恢复元气，就得放弃外藩，则恢复决非难事……满、蒙、回、藏等外藩，姑且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先把十八省加以统一和巩固，以屈求伸，是时机也。这实在是大亚细亚主义实行的第一步。（《大亚细亚主义论》第1111～1112页）
到此，小寺谦吉已经论述得十分到位了，原来，这就是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也就是所谓“支那改造”的关键。在他看来，只有放弃满蒙，让于日本，“支那”才能“改造”，“支那的改造，应去其虚，取其实，致力内部统一，消除外部祸患，揣摩实力，顺应时事，改革鄙陋现状，开拓新局面，忍眼前小辱，立百年远谋”。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7）
那么，日本到底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支那的改造”呢？小寺声称这是因为日本在各方面的实力近年来都突飞猛进，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其中包括：由于欧洲大战，交战国两败俱伤，日本的国力进步却反比例地挺进；由于欧洲大战，日本的海运业及其贸易（包括军需品）的出口显著发达，资本增值；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被驱逐，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日俄新协约的缔结，在远东的均势向日本倾斜，等等。所以小寺声称：“对于日本来说，作为亚细亚的指导者，亚细亚的盟主是当之无愧的”，“日本已经成为远东和平的支柱”。
在他看来，在“支那的改造”中，离开日本也绝对不行。他强调：
要而言之，最近的新的趋势是，列强们对于日本在支那的特殊地位，已显出越来越认同的倾向。而日本所具有的集大成的、综合的、映发的文明，对于支那的改造是必要的处方。而日本人的经验、天才智能也是指导支那改造的最适当的东西。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支那要拯救本国，其惟一可采取的手段，惟一可选择的，就是和日本结成最巩固的提携，在其改造方面，应该真心真意信赖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论》第1144页）
如何信赖和依靠日本来进行“支那改造”呢？小寺认为应该分为政治与军事改造、经济改造、社会改造这三个方面。关于政治军事改造，日本应派遣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到“支那”去，具体加以指导。在军事上，他认为有日本的保护，中国拥有这么多军队徒增内乱，所以要裁军。关于经济改造，小寺说在财政的统一和币制的改革方面，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和提携是很困难的，应该相信日本，要利用日本人的能力，在中国建立采矿业、修建和经营铁路；“支那”要放弃“极端的产业保护”，许多产业应该实行“日支合办”。在社会改造方面，小寺说中国的“语言不统一”，各地发音不同，要加以统一就必须依靠日本人的指导，他说，现在有人提出使用西方的罗马字来统一语音，但那毕竟是西洋的东西；如果采用日本的“ィロハ”片假名文字，“和汉字相辅相成，其效果会更好，会更加巩固两国辐车相依的关系”。但是，中国如果也采用日本的假名，实行汉字与假名的混合，那汉语岂不就变成日语了吗？小寺对此没有细说，但他的用意显然就在于此。按照小寺谦吉这样的设想，在日本指导下通过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全面的“支那改造”，中国实际上就完全被改造成了日本的附属国。
到此，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的面目已经十分清晰了，他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由此，“大亚细亚主义”第一阶段的目标就实现了。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于小寺谦吉之流“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李大钊早在该书出笼一年后写的《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实质“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者是“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掩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据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招白人之忌，终以嫁祸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促其危亡”。
随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和确立，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之一，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大亚细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进一步继承、发挥并付诸实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北一辉：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已有的侵华理论基础上，日本思想界出现了把侵华纳入整个“国家改造”计划和世界战略体系中的成熟的、有日本特色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其标志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进一步发展了由日本单独吞并中国的构想。北一辉的思想继承人大川周明在《大东亚新秩序》等一系列著作中，鼓吹只有日本才能拯救中国和亚洲，“亚细亚新秩序”就是由日本来确定的亚洲秩序；井上哲次郎主张要以日本之“道”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桑原玉市等人则更主张将中国加以“皇化”，竟至提出了“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的惊人论断。
一、北一辉：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在小寺谦吉提出了所谓“支那改造”后不久，1919年，日本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1883～1937，原名北辉次郎）写出了其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日本改造”的方图14北一辉像
第五章“新秩序”、“皇化圈”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侵华理论的烂熟案。北一辉的“日本改造”和小寺的“支那改造”一样，都以日本侵略中国为“改造”的前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