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框架之中。在30至40年代的宣扬“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亚史”书籍中，普遍将“日、满、华”这所谓的“三国”并提，作为“共荣圈”的三个基本成员。
“大东亚史”研究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为日本侵略和侵占满洲辩解。例如，“九·一八”事变不久，川武治在一本题为《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东京：自立社1936年）的书中，就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阐述“满洲事变”的所谓“世界史意义”。他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一次反击，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二次反击，日德战争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三次反击，而“满洲事变”——即日本占领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欧美的第四次反击。似这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欧美的“反击”，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蹂躏说成是帮助中国驱除欧美的入侵，正是日本“大东亚史”论者和所有侵华论客惯用的伎俩。川武治声称，“‘满洲事变’是将欧美侵略主义诱引到东亚的支那政治家的愚昧引发的”，他写道：
愚昧而不觉醒的支那政治家为了私欲，在日俄战争后，仍然把白人的侵略诱引过来，而不是从他们的威胁中摆脱出来。……我日本，继承了在日俄战争中明治大帝的果敢断行的金刚之信，决意采取所谓焦土外交，以世界为敌也在所不辞之大觉悟，以经济封锁与武力制裁也敢于面对的威武不屈的气魄，退出国际联盟，顽强死守圣地满洲。
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就满洲事变应该考察的大事实，就是日本的武力断行、日本的退出国际联盟，和满洲建国这三条。这三条事实，分别而又相互关联地显现了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
而这一切，总的来看，都意味着白人在世界上的支配权的衰落，意味着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意味着白人文明权威的失坠，意味着真正的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因而，它也使得日俄战争的世界史的意义越来越得以彻底的实现。（《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第135～136页）
在川武治的笔下，俄国人在满洲的存在，属于“白人的侵略”，“国际联盟”阻止日本的入侵，也是“白人侵略”；“支那政治家”不能把白人赶走，就是“诱引侵略”，而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满洲事变”，“武力断行”占领满洲，却不是侵略，而是“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是“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以这样的强盗逻辑来书写历史和解释历史，川武治之流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除上述的“大东亚史”、“支那史”的研究外，还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也表现出了为侵略服务的性质。如，对日本殖民思想史的研究，现实意图就十分的明显。黑田谦一的《日本殖民思想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37年），从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写到明治时代的殖民思想，系统地评述了三百多年间日本历史上许多代表人物的殖民思想。作者把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分为“经济的开业论”、“国防的开业论”、“经济的·国防的开业论”几种类型；把明治时期的殖民思想分为“自由主义的殖民思想”、“保护主义·国民主义的殖民思想”等。作者对日本历史上的主张对外扩张和殖民的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视历史上的骚扰中国的“倭寇”为“我们民族向海外进出的先驱”，对他们的“雄飞”，中国等亚洲各国沿海表示赞赏。作者显然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殖民思想的评介，从一个侧面为现代日本的殖民侵略呈现思想渊源并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1）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既被用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也被用来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而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文章与著作，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和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有些偏见和不当，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惟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1901～1981）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也较为严谨，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研究者虽在学术研究中极力保持一些学术性，但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或具有自觉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意识，在研究中就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中国国民性，这当然未尝不可，也还算是学术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说明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
第二篇 过度重视体面仪容；
第三篇 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
第四篇 有耐性，善于忍耐；
第五篇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
第六篇 个人主义、事大主义；
第七篇 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
第八篇 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
第九篇 迷信很重；
第十篇 耽于享乐，淫风炽盛。
光看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够呛，九条中只有第四条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2）
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均载岩波书店《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绝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这里重点解剖四个人的四本书，即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出笼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